材料一   秦国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崇武尚战，重功利而轻伦理，宗法观念相对淡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商鞅变法充分顺应了这种传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秦国引向了日益发展壮大，最后统一全国的道路。商鞅还注重对秦国文化传统的改造与整合，把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制订出具体而详尽的措施保证其贯彻执行；利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其消极、落后的内容，发扬其能够服务于新制度的内容，使新制度与新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秦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乘势而行，借势而进，因势利导，是商鞅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

——摘编自吴钩《户口册上的中国》

材料三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关注。明成祖朱棣时期一度以国法的形式颁布乡规条例，赋予乡规民约以法律地位。清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下，乡约完全沦为国家控制农村基层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乡民自治内涵……历史上的乡规民约表面上源于乡土，在实际制定过程中却并无底层农民的实质参与，都是在地方精英（地主士绅）的主持下，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以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伦理纲常为目的所制定。尽管如此，乡规民约的内容仍然以淳朴民风、发展生产、维护治安、稳固秩序为主体，是古代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规范。

——周铁涛《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材料一 孔子（前551—前479年），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诸侯，晚年回到了鲁国从事讲学。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倡导“有教无类”，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仅使“私学”走向了兴盛，而且为战国社会变革奠定了人才基础。在教学实践中，孔子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学习过程中，要多听多看，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持存疑态度。同时孔子还主张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要做到“不耻下问”。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主张。面对学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培养目标上，他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在我国教育史和选官制度变革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鉴于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国际学术界尊其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

——摘编自朱邵侯、齐涛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曾在雅典创办过阿加德米学院。在教育作用方面，他认为良好的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卫国者的保证。他认为教育在改造人性上也有着巨大的威力，因此他要求国家严格控制教育。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的则是要培养“哲学王”，经过教育的培养的精英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最终成为统治者。在教育对象上，他主张“精英”教育，应该从第一、二等级中选出最优秀的年轻人进行学习。在教育方法上，柏拉图提倡启发诱导，他认为，只要经过启发，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自觉地推导出数学、几何等公式。柏拉图以上的教育理念对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陈桃兰《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城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