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刘和珍与“三一八惨案”

刘和珍，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师学生自治会主席，深受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熏陶，1925年成功发动“驱먹运动”。1926年2月，英国宣称要进攻中国；3月12日，日舰炮攻大活口，并州集《辛丑条约》当事各国公使向中国抗议通牒；3月17日，各国军舰二十余艘云集大活口当日下午，北京各爱国团体与各学校学生去国务院请愿时多人受伤，18日上午，北京各爱国团体与各学校学生数千人集会于天安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刘和珍积极参与上述所有学生活动。同年了月18日中午1时许，请愿学生进入国务院，守卫开枪射击学生，刘和珍等47人牺牲。随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召开驱段、反段大会，鲁迅、朱自清、闻一多、梁启超等撰文谴责段。同年4月9日，段祺瑞下台；7月，北伐战争兴起。

“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者，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告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肃清一切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

1926年3月20日

“本政府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职志，誓当领导民众，以为国民除此残贼，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尤望全国人民及与人民合作之军队，主张正谊，一致奋起，以驱逐段祺瑞及一切卖国军阀，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一广州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对时局的宣言民国日报》1926年3月29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的鲜血。……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4月1日

材料一   袁世凯继承历代修史惯例，于1914年开设清史馆，馆中执笔者多数是清朝遗老，他们对清末革命运动或不予记载或视为乱臣贼子，且自民国以后只用干支纪年，1927年至1928年，经张作霖拨款，《清史稿》陆续刊印。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禁止销售《清史稿》。

——摘编自王钟翰《清史稿说略》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学界围绕《清史稿》展开讨论。1931年，孟森批评《清史稿》缺漏“建州卫”，指出清朝先世为建州卫，与明朝存在附属关系。力图历史地论证东三省的归属。1934年，容庚认为历代史书多有舛误，国民政府却唯独禁售《清史稿》，即使与古代专制朝廷相比，也是缺乏度量的。

——摘编自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

材料三   20世纪，有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美国学者先后提出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与以往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存在本质属性上的差异。这在中国史学界引发轩然大波，质疑之声四起。2002年，为了编写一部体现时代精神的大型清史，国家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集全国清史学界之力，开启新编《清史》工程，全书计划3000万字，共计92卷。

——摘编自王俊义《郭影秋与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开始对越南和朝鲜提供援助。毛泽东提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国家扩展到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了以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中国的对外援助以无偿援助、低息贷款为主。这些资金主要被受援国用于军事安全领域以及经济领域。1973 年中国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 6.9% 。

材料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援外的对象和规模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趋势；进入到 21 世纪以来，以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将其放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效益。优惠贷款成为中国援外新的方式，并主要用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援助资金来源和方式也走向多样化。在 2004 年至 2009 年间，中国援外资金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 29. 4%，远超同时期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的增长水平。建国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历经数次改革，但始终坚持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

——摘编自刘方平《中国对外援助70 年：历史进程与未来展望》等

材料一   1969年12周18日基辛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说道：“我们的目的是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我们一向都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动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从巴基斯坦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打破了冰冻多年的中关关系的坚冰。

——摘编自沙靖宇《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关关系正常化》

材料二   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古代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文化势力圈覆盖整个亚洲大陆，远非欧洲国家可比。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他们富饶。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武力胁迫的厌恶”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人更愿意倡导一种文化性的政治等级秩序，而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扩大边界和势力范围。也不像美国那样要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传统上虽然有强大实力做后盾，但更主要是进行一种基于承认和互惠的超越地理范围的影响。

——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