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一   《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史料二   《公羊传·隐公元年》载：“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宫大一统也。”

史料三   考古研究发现，在龙山文化时代，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不同文化之间呈现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玉器、象牙器、绿松石、特殊的彩陶器、大口红等精致奢侈品为代表的象征物品的交换。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维护“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秦朝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一统。自西汉“华夷之辨”演变为立国合法性的“正统”之争与疆域治理的“华夷分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也纷纷认同华夏传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唐太宗认识到“华夷”虽不同，但可通过“德泽”达到帝如“一家”的效果。辽和金，逐渐接受华夏文化，以“中国”“正统”自居。元朝不仅实现了疆域的“一统”，而且编订《大元一统志》，正式将“一统”列入全国地理总态之名。明太祖继承先世“大一统”的思想，更加看重疆域统一的重要性。

顺治帝指出：“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帝强调“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兄尔民人，成吾赤子”。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主要沿传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分别从西域、东南亚地区向西延伸。随着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路线。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大，对外交往的距离由近及远，从西太平洋地区拓展到印度洋地区。交往的对象——“四夷”，由最初的王朝域内边疆部族，扩展到王朝周边的政权，再到更远的域外地区。在官方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始终存在着民间对外交往，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容。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玄奘西游天竺、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主动发展对外交往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清朝以武力迫使朝鲜称臣纳贡之后，琉球、安南、暹罗、缅甸等先后成为清朝的朝贡国。基于中国中一心和中外一统的传统理念，清朝亦曾将包括荷兰在内的西洋诸国视为朝贡国。清朝将三跪九叩礼作为最重要的朝贡礼仪，要求所有朝贡使臣觐见时比照中国臣子行此礼，以彰显其共主地位。清代朝贡体制主要涉及朝贡国对清廷的称臣纳贡和清廷对朝贡国的册封赏赐。清廷将“厚往薄来”的传统理念用于对外交往的具体实践，主要手段就是开展朝贡贸易。其主体是各国使团在华朝贡期间所进行的贸易活动。

——摘编自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

材料一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处理古代世界一直无法彻底解决的欧亚内陆族群军事威胁的一种方案。……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明朝在具备强大实力的情况下，由于政权性格呈现“内向”特征，……对于海疆开拓甚为漠视，反而在北部陆疆、东部沿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明代中国这一做法，虽用较为经济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内政与边防、财政和军事之间的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并没有解决海陆边疆问题。在“南倭北虏”威胁之下，政府长期陷入财政危机与政权困境。

——摘编自赵现海《十字路口的长城》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修筑长城是历代王朝各项劳役中最为残酷、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劳役，以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家喻户晓。近代以来，人们对长城的看法则经历了戏剧性转变。20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写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材料   1565-1815年，西班牙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不间断地航行于其殖民地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之间，把福建月港运来的生丝与丝绸为主的明朝商品运往美洲等地。墨西哥人直接称之为“中国船”。与此间时，大量的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回中国。从1500至1800年，西班牙统治下的墨西哥和秘鲁生产了大约占世界85%的白银，其中超过40%流入中国。

16世纪开始，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两个政治和经济实体，中国与西班牙曾共同引领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而今，西班牙想重回亚洲，希望两国能携手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