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据2023版《中外历史纲要（上）》

图片中的历史某小组围绕“图片中的历史”展开了交流讨论。下列一组图片反映了不同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唱响了时代主旋律，传播了时代最强音。

材料   国民党自成立起，对太平天国一直采取隐恶扬善的态度，持完全肯定的立场。“太平诸杰，被视为民族革命英雄及革命先进”，与此相反，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与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一样，被斥为“汉奸”或“反革命英雄”予以全面否定。

1930年后，国民党高官和部分受国民党主流观点影响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右翼，面临着“外患内忧”的新形势，在政治上效法曾国藩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思想文化上则采取以保卫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立场，完全背离了自己过去的民族主义革命，（时势不同）否定太平天国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求真求实为根本目的，即要坚持“秉笔直书”、写信史，决不能因政治需要歪曲篡改历史真实，这是国民党对太平天国“始则是之，终则非之”所提供的一条历史启示。历史学不能成为“政治的奴婢”，而应当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

——摘编自方之光等《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

材料   现代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发展相比绝非简单的量的增长，不仅使城市自身功能发生本质改变，而且带动城乡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整体转型。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源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策动力——工业化运动，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并不具备这种原动力。中国近代城市化运动在开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渗透等外在因素作用下被动展开，由此带来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市政、文化殖民化半殖民化、城市分布格局和城市功能畸形变态等“被城市化”特征。

——摘编自涂文学《外力推引与近代中国“被城市化”》

李鸿章答记者问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美国接受了记者的集中采访。）

记者：阁下，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感兴趣呢？

李鸿章：20层或更高的大楼令我惊讶！连欧洲都没有，中国更不能建这种楼房，台风会把它吹倒，并且没有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进一步说，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指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你们（包括欧洲）曾提出必须来清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建设铁路、电讯等，以及帮助我们开发利用资源。但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坚持这点，我们欢迎。

——摘自郑曦原《帝国的回忆》

材料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周而复始，缺乏内部动力来打破传统框架，直到19世纪中叶它遇到截然不同而且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美国另一汉学家柯文则提出从“中国中心”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他并不否认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作用，但认为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内部发展来看待问题，才能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摘编自亢飞《费正清与柯文中国史观比较》

材料   历史的演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变革需要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而观念变革又是政治变革的先导。经济、政治、观念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立体网络，历史演变正是通过这种网络结构而进行的。

——杨耕《危机中的重建》

材料   历史学家陈旭麓在其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道，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

下表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目录（部分）。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发展过程（“U”型模式），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这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