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整体而言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二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和矛盾……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先秦儒学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三：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教，王权至上的传统思维方式在其理论中根深蒂固。三国时期、著名僧人康僧会把孟子的仁政学说同佛教的普度众生相联结，东晋高僧慧远亦说“如来之与是礼，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摘编自鲁湘子《略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在因素》

中国古代的文学，必溯源于诗经三百首……是有政府收集而流行在贵族社会的……魏晋南朝的诗人，多半出身于门第新贵族中……唐代诗人之多、诗学之盛，可以说超前绝后。全唐诗九百卷，凡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以平民的作家，而歌唱着平民生活下至种种情调与境界。

中国艺术中最独特的而最重要的，厥为“书法”……（南北朝）南方擅长“帖书”，大体以行草为主，用毛笔写在纸或绢上，更普通的是当时人往来的书信；北方则擅长“碑帖”，是把字刻在石头上的，是一种较老的传统……多用于名山胜地、佛道大寺，或名臣贵族死后的墓志铭所用。……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渐渐合流，但南方的风格，到底占了优势。

秦汉时期的绘画大体还以壁画和刻石为主，应用在宫殿庙宇坟墓……一到唐代，仙、释、人物画逐渐转而为山水、花鸟，壁画和石刻渐转为纸幅尺素，在人们日常起居的堂屋与书房中悬挂起来。

——钱穆《中国古代文化史导论》

材料一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材料二   唐朝边疆地区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唐朝政府与它们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唐蕃之间还数次会盟。南诏的13个王中有10人经唐朝加封，南诏王曾多次遣子弟入唐学习。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整理

材料   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摘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一   大汶口发掘的墓葬中，陪葬猪头的少者一二个，多者三五个，最多达十四个。四川大溪文化遗址发掘的74座墓中，有的墓没有随葬品，而有的墓葬品却达58件之多，有座墓中死者还头枕一支大象牙。

——《上下五千年》

材料二   山西省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土了春秋后期的牛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牛鼻子上有鼻环。

材料三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