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宣言书中，明确地宣布了“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的对外方针；1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世界各国发布《对外宣言书》，正式宣布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1）承认了革命爆发前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所借外债及赔款，承认各国在华特权，保护各国在华人民的生命财产；（2）承诺加强国力建设……并进行了法律、财政等内政改革……从而进入世界文明国行列之中。

——摘编自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袁世凯在位时，为独揽大权不惜对外大借款，甚至和日本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其他北洋军阀亦是如此。1917—1918年，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7笔，共计2.5亿元，使日本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又名正言顺地通过系列“北洋政府欣然同意”的条约合法取得在华驻兵、修路等各项权益。北洋政府统治后半期的外交转向了争回主权活动。1919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搁置后，在1921年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8项要求：“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退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撤废无线电台、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1924年中苏签订平等协约，收回了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权利。1927年，顾维钧内阁不顾帝国主义反对，强行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第一，中国自行决定增加海关附加税；第二，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的职务；第三，拒绝给予日本税率及附税的最惠国待遇”。

——摘编自方婷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近代政治外交》

材料一   开元、天宝全盛之日的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首先是由均田制的破坏开始的。从高宗、武后时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逐渐被破坏，到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形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状况。由于均田制的破坏，逃户数量大增，户口数量的相对减少，使租庸调制不能继续执行，国家收入随之减少，但政府开支却越来越大，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激烈。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而贫苦的农民也无力负担府兵的费用，府兵制不能再承担起巩固中央集权的职责了，至天宝八年(749年),府兵制被废除，府兵改为募兵，节度使又逐渐获得了独立征兵的权力。

——摘编自傅玫《试论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   民国时期军阀政治的泛滥，使“军人干政”成为普遍现象，军阀或军队首领凭借武力非法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而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以及政客则成为“军事利益集团的附庸、工具或摆设”。军阀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往往罔顾政治规则和政治道德，进行政治投机。对军阀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盟友和敌人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阶级观念，而是根据利害关系。军阀一般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地盘。地盘是军阀兵源、财源和活动发展的主要空间舞台。为了获取行政权力和集团私利，军阀的地盘往往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带有极大的摆取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军阀的部队一般是依靠宗族、同乡、姻亲、师生、同学等关系建立并维系的，其中宗族、同乡关系是主要因素。这就在军队中培育出一种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军阀为了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常向士兵灌输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借以欺骗士兵为其卖命。

——摘编自袁文伟《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

材料一   1978年下半年，中国农业代表团、工业代表团等相继访美。中国还邀请美国许多大公司来华为自然资源开发、重工业建设、石油开采等领域提出建议。1979年7月，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签字，该协定是“中美商务关系的核心”和“美中关系的转折点”。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向中国通报了美国为推动两国经济关系所采取的步骤：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协助中国发展水电，为中国提供贷款，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1979年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达到24.51亿美元。

——摘编自陈从阳《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中的经济因素》

材料二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01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805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时的32.8倍。1979—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累计近6000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大陆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以2000年计算，美国在中国大陆投资所带来的赢利收益高达72亿美元，比从墨西哥所收取的多了57%，比新加坡多出1倍多，是巴西的近4倍。

——摘编自于朝晖《试析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