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文帝认为对周边敌对国家不能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对南越，妥协和讲义并重，对匈奴，即使非要用武力不可，民族冲突以后，也力争与匈奴化为兄弟。让其在不改变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前提下，接受汉朝的统治。

材料二   唐太宗慎重地采取了众生一体、共治天下的原则。大唐帝国打败突厥之后，本世民并没有把突厥迁入华夏内地散居同化，也没有把他们赶回故地，而是就地安置“国其习俗而抚驭之”任用突厥首领治理，朝廷不派官员，基本是自治。简单地说，唐太宗执政时的唐朝廷是多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吐蕃、契丹等）分下。

材料三   康熙时初建的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用战争解决了云、贵、川藏等地方民族分离并归附后，在中央另设理藩院。既与中央政府保持隶属关系，又可按民族地区传统方式处理族内事务，有相对的自治权。驻藏大臣对西藏握有军事大权，达赖、班禅是宗教领袖，又是受命于中央政府的行政首领。这样既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又保留了达赖、班禅的民族凝聚力，也有一定的自治权。同时不改变各族旧有制度，不改变各族内部的社会结构。

——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

材料一   下图为“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及印文，此印1784年出土于日本，现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材料二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摘自《后汉书·东夷列传》

材料   

材料一：契丹处于唐与突厥两强之间，地处要害。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唐与契丹和亲四次。武则天时期，契丹大贺氏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契丹降后突厥。开元三年(715)李尽忠的堂弟李失活以后突厥汗国默啜势衰，率部附唐。开元五年(717年)，李失活入唐朝拜，表其诚心，玄宗遂以杨元嗣之女永乐公主赐之。

——摘编自朱诚如《辽宁通史》等

材料二：在拿破仑发动大规模征服西欧的战争以前，西欧民族主义情感并不强烈，特别是在封建贵族领主割据的情况下，国王很难得到民众的拥戴。中世纪西欧有一句谚语，“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民众对国王没有直接效忠的义务。欧洲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几个教派，当时人们对同一教派的认同，超过对国王的认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已经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结晶化的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他的个人神化主义的假定无法实现”。

——摘编自丁冬汉《现代国家政治能力建构的逻辑》

材料一

材料二     （一）大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二）今后邻近各国来西藏的旅客和商人，或达赖喇嘛派往域外人员，须由该管主脑呈报驻藏大臣衙门签发路证，并在江孜和定日两地方新派官兵检验。

（三）铸造“乾隆宝藏”字样金币，边缘铸年号，背面铸藏文。驻藏大臣派汉官会同噶伦对所铸造之章卡进行检查，以求质量纯真。……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节选

材料一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民族的融合与地区性的统一，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孔子作《春秋》，主张“大一统”，强调一统于周礼。进入战国以后，周室沦为大国的附庸，一统于周的观念已成过去。于是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等当时亟待解答的问题，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映“大一统”理想制度的著作及学说。

——摘编自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

材料一   处于今云、贵、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武帝时，唐蒙率军进入夜郎道（今贵州附近）。唐蒙对当地少数民族赠予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当地首领夜郎侯多同原甘心向汉，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设立郡县，依汉制置吏，并让夜郎侯的儿子任县令。夜郎归属汉朝后，四川一带土著也纷纷要求归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赢得当地人好感，汉朝遂在当地设一都尉，置十余县。汉朝在夜郎地区修筑"；南夷道"，在四川开通灵关道，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今西昌附近。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元朝对西南少教民族首领施行“参用其土人”的制度，且“世官、世土、世民”。明朝沿大为拓展《明史·上司传》记栽“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税没、听我驱调”。“明政府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顾行征调测土兵办法。土司制席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明末一些土司纷争仇杀，拼命朝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康熙，雍正两朝进行大规模改土细流，随之展开清查户口，核实赋税等工作。上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龚荫编著《中国土司制度简史》

材料三   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基本确立。这些地区的省级机构和内地一样，设三司。基层管理主要依靠当地土著担任的土官，亦称土司，武职称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文职称土知府、土知县。土司大多为当地民族首领，一般世袭其职，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一部分土司衙门中的佐贰官、首领官由潮廷派出的流官担任，以对土司形成牵制、土司职责是谨守疆界，缴纳赋税，有事要出兵供朝廷调遣。明在当地兴办学校，并移内地军民前往屯种。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土司中，女土司占有一定数量。

——摘编自王天有《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