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军事限共”，并开始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包围中，中共为了克服重重困难，巩固边区和鼓励各阶层人民抗战，提出了若干抗战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政策即为“三三制”。“三三制”政权的特点表现在人员分配方面，规定了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中间派分别占三分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

——摘编自杨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材料二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十分重视农村基层的民主建设。他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他还提出了要由下而上地展开整党工作，要把党的正确制度、正确作风建立起来，提升党的形象和改变党的面貌，重点是净化基层党组织。他还发现“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形同虚设”，这一现象对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建设危害最大。在反奸清算的斗争中，他认为对人民并无好处且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的恶霸分子应该予以严厉惩处，这样才能为解放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扫清障碍，建立良好的民主秩序。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指出必须坚持贫雇农团的领导，这样才能赋予广大的贫农雇农以政治经济权利。

——摘编自赵新波《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农村基层民主思想研究》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和人民大众为争取民主权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材料一   下图：农民们正慎重地投豆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干部。

材料二   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三三制”政权的普选。这次选举全边区有80%的人参加了投票。“按三三制”比例，选出了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又选出了政府委员会。

1927 年 11 月，宋庆龄等人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表示继承孙中山遗志，建立农工的平民政府，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

1928 年春，谭平山等人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进行组织和政治活动，外界称其为“第三党”。

1930 年 8 月，决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政治主张》，指出党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和反动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临时行动委员会认为“农工大众是革命政权的核心，而被军阀官僚压迫抽剥的工商业者在对抗官僚军阀的斗争中，应该可以附随在工农大众的周围。”主张不以暴力没收为方式，而以“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使从事耕作的人民随时可以得到土地”“从事耕作的人民”包括地主和富农。

1935 年 11 月，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对日作战， 土地革命，实行民主”。会议通过《告同志书》“提出组织反日阵线的建议；确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号召学习马列主义，参加革命的联合战线。

1949 年 2 月，决定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再次明确了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9 月，章伯钧等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1 月，在《政治决议》中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行动纲领”。

——据刘明辉《中共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关系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也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性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重要标志。从1922年初至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时期。通过组织和领导罢工，中国共产党锻炼了自己从事实际斗争的能力，并因此开创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代。诚如毛泽东所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摘编自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迅速确立新的工作方向。“具体条件变了，战争打到头上来了，参军参战这时应比群运还重要，一时应成为中心工作。”中共中央发出“后方比着搞生产”的号召，带领群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产运动，各军区也组织了不同规模的生产支援活动。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管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

——摘编自《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等

材料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最早提出并推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材料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三   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展开了抵抗日军进攻的作战。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誓死不屈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四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国的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材料   内战爆发后，广大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要求中央制定适合时宜的土地政策。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印发“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若干文件会议后期着重讨论土改政策问题，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公布并被各革命根据地采纳。《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鉴于过去土地法中“左”的错误，明确规定地主及其家庭成员，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甚至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也与农民同样对待。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第一次总结报告中提出“决议不能长……原则上明确，具体办法不肯定，给各地机动”。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原则。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地大都制定了补充办法。

——摘编自郑志廷《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历史地位》

材料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严密的检察制度。1931年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规定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要设工农检察部。1934年初，中央虎工农检察委员会率先在中央各机关发动群众检举活动。……通过检察制度的建设，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自律，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据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的党组织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2月，山东分局决定设立政府工作部，以统一领导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规定各区行政机构依次为主任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区、村公所，要求各级政权应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在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后，同年6月8日，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性，经常关心政权工作，选派优秀干部做政权工作；在各级政府中建立党团组织，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党委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督政府工作；各级政府、参议会要实行“三三制”原则。

——摘编自丁龙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材料二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实现民主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和奋斗，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珍惜自己的实践成果，同时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但绝不能照搬别国政治制度模式。

——执编自黄勇《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了使华北区的工作实现党、政、军、财的统一，1948年5月，中共中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积累政权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做准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认为新政权的组织既不能照搬苏联，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应是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政府领导人，制定各项施政条例。但在刚刚接管的新城市，群众尚未被充分发动起来，不能召开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只能召开协商性质的、主要对群众起联系作用的各界代表会议，然后待机实行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华北区是首先按照这一设想进行政权建设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