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对于辛亥革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很难否定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正如同盟会会员、杰出的教育家雷沛鸣所言，辛亥革命“不是单纯的朝代更替，反之，它是政治革命，依之，即以创造新政治秩序”，辛亥革命“虽以破坏为方法，却以建设为鹄的”。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秩序，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方面新秩序的建立。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史上一块承前启后的重要里程碑，其历史意义和功绩不容抹杀

——摘编自张立方《现代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

【推荐2】阅读下列材料，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一种看法进行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由少到多，其认知也在发生变化。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下面是两则对政治道路认识的内容

（一）有学者评价英国政治制度时说：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建立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统治。社会建立了纠错机制，社会矛盾得以调整、释放和缓解。因此国家走上了渐进的，生产力可以积累的良性发展道路。“较少的腥风血雨，较少的声色俱厉，较少的深思高论，只有一路随和，一路感觉……温和中包含着刚健，渐进中累计着大步。

（二）章太炎在1903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写道：“长素（注：康有为）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材料   1919年，孙中山写成《实业计划》。该书反映了孙中山关于中国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宏伟理想和具体规划。《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而“长江为全国中枢，关系极重”。《实业计划》里对长江中下游流域建设发展的整体规划，包括长江入海口建立“东方大港”；把武汉建设成为内河商埠中心以及修建“三峡大坝”和“川汉铁路”。

——摘编自雷浩《孙中山长江流域开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   经百年岁月更迭，招商局自1872年传承“通五洲航，招天下商”的宏大理想，积极拓界发展，开启未来盛世。下面是为庆祝招商局成立140周年，中国邮政发行的招商局邮票。

【注：“浦江创业”的画面主体是招商局购买的第一艘商轮“伊敦”轮（悬挂双面旗）。前景是翻滚的海浪，背景右上角为：招商局旧址（现上海外滩9号楼）远景；左上角为“总办轮船招商公局关防”印章。

“蛇口开发”主图：“蛇口工业区”画面主体是日新月异的蛇口新貌，背景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和繁忙的蛇口港等画面；右下角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图记”印章。

“再创辉煌”画面的主体为招商局香港总部，背景的左边是中国通商银行旧址（现在的上海外滩7号楼）和“招商局”印章；下边是深圳招商银行大厦和其银行卡上的金葵花元素，背景为1873年招商局发行的招股书和K线图。】

如表是我国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览表（截止2002年）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阶段

——摘编自徐晓颖《中国出境旅游人口规模的增长、原因及发展趋势》

材料 表170年来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亿美元）

注：资料来源于历年海关资料表21950-2018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表（%）

注：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机电产品）

建国初期，中国同苏联东欧国家对外贸易所占比重为6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升为78%，1957年到1965年由61.3%下降至14.3%。1957年到1965年，中国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所占比重，分别由14.7%升至33.4%；17.5%升至41.0%。1978年到2018年，我国的贸易伙伴已由40多个发展到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美国、东盟、日本等成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外贸市场日益多元化。

——摘编自彭波《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历程、成就、贡献与经验》

材料

材料   与西方相比，中国启蒙不仅匮缺市民社会的根基和动力，而且没有西方式的孕育了现代性的传统资源可资利用。这样，当启蒙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性价值并以其批判本土传统时，传统的抗拒和文明的冲突，都是西方内源性启蒙所未曾遭遇过的。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从文字阐述到政治实践的西方思想启蒙一直把人的价值（文艺复兴）、人的自由权力（启蒙运动）作为基本起始点，而且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权力也是西方思想启蒙的一般归宿。而中国的思想启蒙长期以来偏离了这个方向，人的价值、人的权力始终没有成为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归途。

——摘编自高力克《五四：未完成的启蒙》

材料 林则徐虽有世界眼光，但他怕清议指摘，以致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即抱着旧观念空发议论的官员）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倘若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是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他们怕清议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