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期，“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国乐”，而且不同等级、不同场合所演奏的“国乐”有着严格的规定。作为一种宫廷的仪式音乐，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礼崩乐坏”，但却随着皇权不断强化被后世历代王朝所效仿和传衍。魏晋南北朝时期，“谣俗”和“四夷杂歌”成为宫廷音乐的重要来源。两宋时，大量民间歌伎、乐工成为宫廷乐师，使统治者参照“雅正之乐”的标准，作出形式和内容上的规范和取舍。明清时期的“国乐”则都交由道士或僧人主持演奏，以满足统治者利用宗教祈福的要求。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乐”应该是体现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国歌”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摘编自洪学明《论术语“国乐”》

材料二   《国际歌》（1871年诞生于巴黎公社失败后，1917年后被苏联定为国歌，1944年被定为苏联共产党党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1949年被定为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孔子周游列国，为实现其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四处奔走，其所关怀之核心。乃是现实政治，而非纯粹的知识。而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大多读书人积极入世，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以期通过对知识资源的掌握谋取仕途，参与政权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就直接产生了大量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在先秦，中国尚未形成规范的选拔机制，选拔士人参与政治及士人的进阶，主要依靠诸侯的赏识。但是，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并不成熟和规范，而统治者也一直在主动地进行制度设计，促使士人与权力进一步结合。直到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成为往后中国政治吸收、笼络士人的常规机制，并越来越成熟，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趋于制度化、规模化。

——据刘广莉《依附与独立：中西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面向》整理

材料二   沈阳知识界爱国志士从1931年底到次年1月冲破日伪军警特务严密监视。将生死置之度外，搜集整理反映九一八事变实况的材料，编辑成《TRUTH》汇编，向国联调查团上书，捍卫中国话语权。大学教授刘仲明、社会教育家张韵冷、医学家刘仲宜等九人，在递交的材料上郑重签名，史学界称其为沈阳“九君子”。经三位英国绅士书写证明信等方式辗转协助，形成符合国际法惯例的文件，历经周折.上交给李顿调查团。调查团形成了以（TRUTH》等材料   为主要依据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略行径作出了三项定论：一、“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二、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三、“满洲国是日本一手操纵和控制的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一致通过。日本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

——据徐建源《从六君子、七君子到九君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君子精神和救国担当》整理

【推荐3】材料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上前线参加“反满抗日”的斗争，得到党组织的批准。赵一曼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搞工运，加强对工人的训练，发现和培养革命骨干。1934年，赵一曼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建立起一支群众抗日武装，配合游击作战，为主力部队输送兵源。1935年，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带领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走狗，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奇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1935年11月，赵一曼被捕，日本宪兵为了逼迫赵一曼供出东北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刑讯。每次刑讯，她总是坚定地说：“反满抗日，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1936年赵一曼牺牲后，东北抗日联军将她视为自己最伟大的女英雄。

——摘编自杨永康、魏明生《赵一曼精神的时代特质》

材料一：“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面对日军侵略，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随即发表宣言，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组织抗日义勇军，一度形成抗日斗争的高潮。之后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活动范围遍及70余个县。一批当时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继东北爱国军民开始抗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屡掀高潮，上海军民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一线和察哈尔、绥远等地的爱国军民相继展开了英勇抗战，从而使局部抗战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极大激发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意识，此后，为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特别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张从田《确立“十四年抗战”的重大意义》

材料二：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从宏观的视角看，它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消除了亡国的危险，还从盟国那里挣脱了不平等枷锁，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获得了平等地位。抗日战争中，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三级跳……在旧的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创造，并由此而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

——摘编自王建朗《大国之路的起点：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

【推荐2】材料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内，占领东北三省并扶植傀儡政权进行殖民统治。1937年7月7日夜，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到1945年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华中、华南以及台湾，共26省1500余县市，国土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造成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及战争消耗5600余亿美元。

——摘编自胡德坤《中日战争史》

材料二   日本右翼势力言论：日本自民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宣称：“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日本当时没有侵略意图，虽然曾经与英美交战，但并没有打算侵略亚洲”。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也曾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真心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然叫嚣：“人们都说日本（在南京）干下大屠杀，但这不正确。这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日本右翼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导致日本先后三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成“进入”，把“帝国主义战争”改成“大东亚战争”。

——摘自王向远《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材料一：甲午中日战争前，曰本政府出兵朝鲜时，参谋部与外相等就商定了“怎样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负责对朝事务的李鸿章等虽速派兵赴朝，但认为日本是要“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俄国驻华公使向李鸿章表示：“极愿两国撤兵”，“断不容倭妄行干预”。英国对日驻兵朝鲜不满，并劝其对华妥协。这使李鸿章等倍受鼓舞，以为英、俄会以“夹攻”之势，终迫日本就范。日本当局认定，俄国并非袒护中国，而是防其占据朝鲜；英俄矛盾使英、俄不可能联合干涉中日冲突。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决策与行动。基于此，清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外交，“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致使战未开中国便陷入全面被动的地位。

——摘编自李少军《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材料二：从1932年起，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了《中国北部防御方案》《华北海防计划纲要》及《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等。1935年，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国防建设”方针，此次大会通过的20余个提案中，大约有1/3着眼于或涉及加强国防设施的问题。是年冬，国民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蒋介石对苏联外交官称：“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团结，我将感到高兴。”蒋介石首先提出建立国共两党间的联系，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的援助。为改变工业基础薄弱及交通建设落后的局面，国民政府制定方案，加强国防工业建设，修筑公路与铁路，努力统一财政，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计划逐年分期训练全国陆军，整理江防与海防要塞，构筑国防工事。

——摘编自袁振武《抗日战争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