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统一后的意大利一直以来处于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危机的困扰之中。为转嫁危机,意大利决定趁英、德、 法等国卷入摩洛哥危机时,染指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政府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抗议土耳其在的黎波里阻挠意大利的“企业活动",要求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土耳其拒绝接受这个无理通牒,意土战争随即爆发。9月29日战斗行动开始,意大利从海上向的黎波里、胡姆斯及其他城市进行射击。……1911年9月25日,意陆军动员9架飞机、11名飞行员组成航空队参战(当时土耳其没有飞机,意大利约有20架军用飞机)。10月23日飞机正式参战,11月1日加沃蒂少尉向敌军营地投下4颗各重2公斤的 “西佩利”式榴弹,这是历史上的首次轰炸;1912年1月10日意大利投了数千张传单,规劝当地的阿拉伯人投降。……1912年10月15日,意土双方在瑞士签署了预定的秘密和约;10月18日,在洛桑签署了公开和约。根据和约,土耳其撤出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并允许他们自治,这些地区实际上变成了意大利的殖民地,后改称利比亚,1943年最终赢得解放。

——摘编自李庆山《文明的毁灭与孕育》

材料   欧洲列强或许都没有在欧洲大陆开战的想法，但构成两大同盟法律基础的德奥同盟条约和法俄同盟条约，都规定了“自动卷入”的义务。这也引发了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同盟中的强国可以限制弱国的政策，而是后者变得有恃无恐，轻易地将强国拖入一场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战争。貌似强大的奥匈帝国，鲁莽地向塞尔维亚宣战，就把众多欧洲国家拉进火坑，一战就此爆发。如果说近代欧洲国家的结盟或多或少带有集体安全意味的话，那么，（二战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就完全是邪恶的怪胎，它纯粹是称霸世界的工具，是通向战争的加速器。希特勒曾说：“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是为了进行战争。”

——摘编自《军事同盟：是福还是祸？》

施里芬曾作为下级军官参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对当时指挥作战的总参谋长毛奇等人运用的集中优势兵力、实行速决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有深切的理解。数年之后，他在回忆中还说：“能参加普鲁士军队经历这一伟大的战役，赢得辉煌的胜利，目睹无与伦比的欢呼场面，我感到是多么幸福啊！”

1891年，施里芬担任了德军总参谋长，他遵从德皇威廉二世的旨意，致力于德军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为德国将要进行的战争作了战略和战术准备，到1905年最终形成了“施里芬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集中强大兵力于西线，通过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从侧翼包围法国，采用歼灭战，闪电战的战略，先发制人，一举彻底打败法国，然后挥戈东向，对付俄国，迫其缔结和约。施里芬的战略思想除了源于毛奇的战略原则外，还受德国著名军事战略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氏曾断言“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这成为德军选择战略方向的依据。

施里芬的战略学说是以单纯军事观点为基础的。他无视经济实力对速决战的影响，也不顾其他国家对德国的公愤，认为“谁抓紧时机首先占领布鲁塞尔，并征收几十亿战争税，谁就有优先权”。这样做，德国必然首先撕毁国际法，破坏比利时等国的中立，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加之，战争开始后法国的坚决抵抗与俄国迅速完成战争动员，这些都加速了施里芬计划的破产与失败。

——摘编自（德）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等

材料一   1897年，英国杂志《星期六评论》说：“德国的商贩和英国的行……在地球上每个角落里都彼此竞争。无数小冲突会成为大战的借口，总有一天世界上会发生这种大战。

假使德国明天从地面上被消灭掉，那么，后天在世界上就找不到一个不因此而更富的英国人。过去，各国为争夺某一城市或某种遗产而厮杀若干年，难道现在它们不应该为每年五十亿英镑的商业收入而从事战争吗？”

——摘编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

材料二   1914年欧洲部分列强占有的殖民地统计表

材料三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摘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材料四   德皇威廉二世曾这样阐述其“世界政策”：“德国要推行的世界政策将为商船船队和海军的发展所支持，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的，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在地球遥远的地方，到处都居住着我们的同胞。德国的货物、德国的知识、德国的勤奋，要漂洋过海。”

——摘编自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