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十三州的二千石禄的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二   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始终没有脱离氏族—部族—宗族—家族的发展脉络，“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家为孝，在朝为忠”已经成为几千年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形成了“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治于法者，民也”的社会现象。

——曾小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独特类型及其特征》

材料三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宣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兴起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秦代，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一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的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是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二   1907年8月，清政府成立制宪局。9月，委派三名官员到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立宪政体；任命一满一汉两个人来为国会举行筹备；命令成立省、地、县议会。1908年8月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属于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皇帝。议会可以商议，但不决定政府的政策，它通过的法律和规章需经皇帝的批准才生效。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幻灭和失望导致了日益增强的反满情绪，并把公众的情感转向了革命派的事业。不出数月，孙中山的政治团体就把清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废墟。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人民代表大会自下而上逐级召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我国人民民主进入全新阶段。与此同时，伴随新中国一起诞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延续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摘编自乔晓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等

材料一   明初规定“凡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吏部选任官员“南北更调，定为常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加重其职权；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使之成为另一套独立的监察体系。《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及结党营私均处以极刑。由于其所立律文标准多从推测定性，造成冤狱无数；官员受财“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朱元璋曾对贪腐官员法外施刑，“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对那些违旨下乡扰民的官吏“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明律》还规定官吏犯公罪一律可出钱赎免。

——摘编自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政府制定《公务员法》《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惩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以体养廉；设立拥有广泛权力的贪污调查局。在各种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形式中，效用较多、影响最大者当数公众和特定组织（包括一般单位和新用媒体）的自发参点。轮外，新加坡还积极参加世界反贫治大会和打去路员有中瑞站把罪活动。据统计100年新加坡6.5万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的仅7人。

——摘编自刘守芬、李淳主编《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