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士绅阶层源远流长，但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成为一个群体，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明清士绅阶层鼓舞民众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修建农业灌溉设施；带领乡民开山架桥，修建道路，并定期修整维护道路；躬体力行，传授经典，传播传统道德信条。每逢粮食歉收、灾荒年份、乡民生活窘困之时，士绅阶层筹资筹粮，开设粥棚，赈济乡民。士绅阶层带领乡村民众制定乡规民俗，对地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士绅阶层有时候还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无情地剥削乡里民众，强迫民众为其劳动服务。在调解处理乡民诉讼纠纷时，士绅阶层有时也会因为收受贿赂，导致调解判罚的偏颇。

——摘编自李富豪、罗运胜《论明清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当今乡村振兴的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晚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如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和发展乡村经济等。1915年，民国政府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习近平2021年9月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材料一   1912年，临时大总统《致各省商民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惟念各商业向例于阴历年终结账，设骤改章，恐有妨碍，仍以新纪元二月十七日，即旧历除夕为结账之期。希即公布，一体遵行。

人民尚崇尚旧新年、不注重新新年者，是尚未能脱离旧观念，未能脱离旧思想者也。新新年为民国的新新年，为共和国家的新年；旧新年为君主时代的新年，为专制国家的新年。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二   1929年，国民政府训令：从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约，及一切文书簿据等，一律须用国历上之日期，并不得附用阴历，方有法律上之效力。

——摘编自《国民政府公报》

材料三   国家的治国兴衰，原不在乎几时过年，而政府独把提倡新年，禁过旧年，列为要政，官厅防旧历甚于防匪，禁过旧年甚于禁烟，真不知为何如此。

——摘自《大公报》

材料四   民不遵行阳历，即不倾心于民国，民国于十七年又变为党国，于今三年，仍勒令百姓遵行阳历，而民依旧不遵，可见阳历之不适于民意也。

——摘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材料一   明清绅商及近代绅商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明清徽州绅商往往是由商向绅的单向流动，他们“绅商”身份的获得主要遵循这样的途径：先是经商牟利，获取“商”的身份和利益，再以所获利益进行捐纳或捐输，获取“绅”的身份，从而实现由“商”向“绅商”身份的转化。绅士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士绅来说，“绅权”的获得与地方民众的认可关系甚大。因此，对于明清徽州绅商来说，通过捐纳或捐输，他们仅仅获得了“绅”的名头，此外他们还必须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以树立自己的权威。近代以后，商会的建立使“绅商阶层”得以在合法形式下迅速团聚，开始突破同乡、同业的狭隘范围，进而联袂、组合到一个区域性的商界共同体中。凭借商会这个平台，绅商的权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绅而商”则意味着部分绅商的实际影响力来自官场。

——摘编自梁仁志《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材料二   绅商阶层出现是绅与商相互渗透、对流的结果，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这一介于官与商、封建特权与近代资本之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既能够迎合传统官本位社会的流风余响，又能够适应西方商品经济的挑战，因此成为传统官本位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变的一个桥梁，多少缓和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冲突。

——摘编自金桂兰《近代绅商阶层产生的文化渊源》

材料   20世纪50～90年代中国发展观关键词及历史解释

——据周霞《建国以来现代化模式发展比较研究》整理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