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1875年前后，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有了巨大差别。……非常凑巧，当时所有重要的非欧洲帝国都处在衰落之中。它们的统治者从自己的臣民群里只能得到最微不足道的支持，像18世纪莫卧儿帝国的瓦解，使英国人有可能在印度进行接管，同样，19世纪土耳其苏丹、伊朗国王、中国皇帝和日本幕府的腐败无能和昏庸无道，都使得欧洲人的入侵轻易获得成功。

——【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概括材料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对外开放是使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威远播的重要积极因素。唐朝的对外开放繁荣，除中外使节的往返，还有商旅流动、僧侣请益、留学生互派等形式。唐廷不仅采取了诸如任其往来贸易、开放官学等种种优惠措施，将大批商人、学者等吸引进来，还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使他们的才智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便于商品外销，手工业者专门制作具有外域文化特征的产品。唐太宗处理当时国际关系的宗旨是“德泽布”，即“天下和为一家”“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周尚兵《唐代对外开放的特征及历史意义》

材料二   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伍廷芳等诸多清朝官员认为，对外开埠通商“利多害少”，主张自开商埠。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危局，推动了清王朝自开商埠的实施。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为数更多，先后开放岳州、秦皇岛、济南等地。1905年，沙俄企图独占东北。为了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全面开放东北。自开商埠中的各方面主权完全属于中国，更不准在此设立租界。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付出巨大代价换回的历史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宝贵实践经验。当今时代，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开放融通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在积极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中国贡献，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正在不断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摘自《学习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系列评论之三》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以祝贺乾隆帝八十寿辰为名，派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外交大臣巴麦尊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一   建隆二年，（宋）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材料二   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   自战国至秦汉时期，山东沿海居民开辟了连接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山东半岛是它的起点，因为临淄等地在春秋战国时即为丝织业和纺织业中心，汉初著名的官办三服官手工场就设置在此地。除纺织业外，山东半岛还是全国冶炼业中心。山东沿海的渤海、黄河沿岸，自古产木，其中的楸木，就是造船的上等材料，商船、渔船活动多见于春秋战国时地方志的记载。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面对秦的暴政，沿海地区民众只能消极反抗，利用有利条件向海外移民。汉初楚汉之争战乱不休，又有大批山东沿海居民迁徙至朝鲜与日本，从而推动了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摘编自朱亚非《论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变化》

材料二   宋代海外贸易以东南为盛。宋代的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增加了广州、泉州、明州等十余处。宋代的海舶航程也更长，最远的达红海口的亚丁和东非海岸。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多个，其中宋代海舶直接到达的有二十多个。宋代的手工业品和原料大批运往海外……宋政府在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很大收益。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海外贸易的畸形发展，主要输入商品是奢侈品……与西欧城市的发展相比，没有适应手工业者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不是手工业生产的原料和资金，也不是生产加工所需要的原料。且中国出去的商人较少，大多是蕃商.蕃船来中国。

——摘编自王棣《宋代经济史稿》

材料一   宋代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从普遍的教育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乔纳森斯彭斯《新闻周刊》

材料二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唐代所建立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975年，宋太祖下诏：“向者登科（科举应考人被录取）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阻隔）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此后君王都沿用此制度，选拔有才干的贫寒士子充实官员队伍。……宋太宗时，“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工商业者及“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自唐凯麟主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材料一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弱肉强食，当权者都能看到商业在图霸、兴业中的作用，卫文公为发展经济“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晋文公也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

——万李义、孙涛《春秋时期私营商业兴起之原因浅析》

材料二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侵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的商业》

材料三 明代中后期开始,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明代程春宇的《士商类要》、李德晋的《客商一览醒迷》,到清中期吴中孚的《商贾便览》,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及至清末杨树棠抄本《杂货便览》等等,为数众多的商书,所涉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的基本知识,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有的还是商人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自己动手而编纂。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书及研究情况介绍》

材料一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很早就得到开发,明清时期,地处内地与西北边疆之间的山西依然在发展。据资料统计,明朝山西省共有农田4186亩,清朝时达到5528万亩。明清两代山西农业普遍采用轮作、间作、套作和复种等措施。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入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入明以来,山西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明代中期市场交易非常兴正,藏内出现了布市、花市、盐市、油市、菜市、枣市等市场。大量的人口开始以乡土亲缘为纽带外出经商、他们将大量的收益返回家乡。

——王社教《明清时期的山西经济》

材料二 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是1861年由曾国藩创设于安徽安庆的内军械所。时任山西布政使的胡聘之于1892年从省库拨款2万银元,创立太原火柴局,这是山西的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由于全凭手工操作,且官吏贪腐,亏损日益严重。1902年,出身于晋商名家的渠本翘与同乡乔雨亭合伙购买此企业,后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到1912年前后,山陕境内的各官府都有销售“双福”火柴的商铺,受其影响,出现了火柴工业的黄金时代。新式火柴融入百姓的生活。同时,他们也投资其他类型工厂,江苏阳湖人程渝在太原创办《晋报》印刷所,开始铅字活版印刷。果本翘等人创建了保晋矿物公司等。

——赵兰香《试论山西近代工业兴起及影响》

【推荐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商人团体的兴起是明清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地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商帮和以业缘关系组合而成的行会等组织具有很多的经济功能。以行会为例，通过统一规定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价格，限制作坊开设的规模和地点，统一工资等手段来限制同行竞争。明清时期的商人组织承担着市场交易中所需的信用与保证功能，并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对市场交易进行规范。商人组织还经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信息网络，收集市场价格、政府政策等信息并由此获利。一些商人组织规定，会员间及会员与其它商人组织间在工商业上发生纠纷时，须交由董事仲裁；如遇重大事情，便召集全体会员来共同评判，给出的处理意见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当时的商人组织在同政府的博弈中通过同盟抵制和抗争等手段，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摘编自杨海滨、杜佳《明清商人组织与市场网络》等

材料二商会是清末新政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工商业社团。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在全国各省各埠设立商会，后来逐渐形成了总会、分会与会所的三级组织体制。据统计，苏州商务总会的首届会员多达40个行帮1056户；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入会者有32行581家。商会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商部规定：“如遇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会的内部构造一般由各业行会和新式企业的代表组成，处于领袖地位并能左右会务活动的主要是新式企业代表。商会开会时“务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各商如有条陈，尽可各抒议论，稗择善以从，不得稍持成见。”上海商务总会规定，表决时“以可否孰多之敷为准……倘事不便言明者，可用机密投简法。”到1912年，商会覆盖了除内蒙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各省区。在抵制美货、挽回利权、国会请愿、兴办教育等活动中，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商人团体兴起的原因。并指出商人团体的经济功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近代商会的特点，并简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没有政治特权，仅仅占有财富和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依然属于“民”的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壮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摘编自张锦鹏、杜雪飞《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材料二：两宋时期，传统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进行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宋初，从越南引进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江南普遍种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蚕桑、蔬莱、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的专业户，从事个体小商品生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一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宋)范成大

材料二 “其余坊巷市井， 买卖关扑(赌博)，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宋) 耐得翁《都城纪胜》

材料三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至康熙六年(1667) 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 张……“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一   京杭大运河，简称大运河，是古代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凿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隋统一后，隋炀帝征发民夫开凿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的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作用显著。此后，唐、宋、元均重视漕运，在整治河道的同时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大运河的辉煌是在明清时期，中央设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掌管本地漕事。……

——摘编自胡梦飞《辉煌与没落——明清大运河漕运的兴衰》

材料二   宋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世界级的商港，其贸易范围之广、商业发展之盛、经济作用之重，大大超过前代。北宋时期西夏崛起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宋政府规定“由广州路入朝……不得于西蕃出入”。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派遣内侍持敕书和金帛“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宋代广州，子城为三城核心，官衙区以经略安抚使司为中心，居于北部，朝南而治；而番禺县署和许多官员住宅却安排在东城，将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大片南部子城区域让位于商业区。西城因商业而兴，是主要的商业区和蕃商居住区。宋代广州形成了内外八港、城外三濠、城内六脉的水系格局，基本确立了广州港口城市的空间形态。广州的商业街市依托于大大小小的水道，形成以东濠、西濠和南濠为骨架，以珠三角细密水网为毛细血管的分布形态。随着对外贸易和海洋开发的日趋活跃，海神崇拜越来越流行，广州的真武大帝信仰、普陀山的观音信仰、湄洲岛的天后信仰，都是在宋朝兴起和盛行的。

——摘编自孙振亚《商业贸易影响下宋代广州城市风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