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认真与较真

余中先

①翻译家傅雷是很认真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很较真的一个人，此乃性格使然。无论对翻译事业，对国家命运，还是对己，对友，对家人，傅雷都很认真，也很较真。

②傅雷是翻译家，对翻译工作的认真，首先是因为他把这看作一项神圣的义务。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成天致力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意在让一个个有热血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

③学法语，傅雷的经验是“学得慢一些”，“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由此也可见他学语言的认真。而在翻译中，傅雷的工作态度又极其认真。认真的态度，加上很高的语言水平，这就保障了他的译文是一流的。

④傅雷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感觉，使译文更生动活泼些，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他曾熟读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遗憾地发觉，“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此处引傅雷对老舍的批评，其实也无损于老舍的英名，因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同时，这一件事也佐证了傅雷对文字的较真：可见他“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

⑤说到翻译过程上的认真，傅雷的体会，首先是认真地选择要翻译的作家作品。傅雷选择翻译的法国作家主要是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这些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本着为启迪中国民族精神，来奋力做他的翻译的。在工作中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⑥其次，傅雷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他曾告诫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当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样，现在也无从可考。

⑦再次，翻译中，对原文的遣词造句之处反复琢磨，“煞费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语”，在译文中又如何成为“美的汉语”。当然，其中的苦与乐，难与妙，只有译者自己知道。

⑧翻译初稿完成之后，还有校改这一通工作。傅雷对自己译文的校改，也是极其认真的。从傅雷译文的手稿和校样（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尔扎克本人在其校样上的改动。

⑨傅雷对自己的译文要求之严，在1963年给当时还是年轻译者的罗新璋（后为著名文学翻译家）的信中可见一斑，他明确表示：“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⑩傅雷对自己每天要翻译多少字数，也都是绝不马虎的。长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书房中做翻译，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就不做别的。以己及人，他对儿子的钢琴训练也有苛刻的规定，傅聪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可以去玩的。也正因这样，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约37年的时间认真工作，翻译了约500万文字的译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30多部传。

⑪傅雷性格中倔强较真的特点，让他平时待人接物同样十分认真，使他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之人。据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这两个字，他全让给了夫人朱梅馥。这一点，《傅雷家书》中可见端倪。

⑫对别人翻译中的错误，傅雷也持了一种“苛刻”的态度，大概是他不容许那些文字上的差错出现在译文中，大概这些错误排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后太扎眼，太“煞风景”，让他看不下去。

⑬杨绛在《忆傅雷》中谈道：1954年，有一次，在北京开翻译工作者的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后被会议组织者作为会议文件而印发。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举出当时翻译作品中许多谬误的例句。此一“挑人错以示众”之举触了众怒，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为此，钱锺书还写信批评过傅雷，劝他多多与人为善。

⑭傅雷的批评毫不留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面子，简直就像是在训斥自家孩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对儿子傅聪、傅敏近乎于苛刻甚至残忍的要求，要求他们做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儿子性格中的一些弱点，一些不入他眼的做派，傅雷是十分计较的。他在总结自己时曾说：“我年过半百，世情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 换句话说，我执着的时候非常执着，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可见，那时的傅雷依然是一个认真的人。

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这两个字，他全让给了夫人朱梅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