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认为，该运动之所以爆发，实乃中西文化相交引发的多次冲突并促成国民的逐步觉悟之产物。自西方文明输入后，“凡经一次冲突”，中国“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这种冲突与觉悟总共历经七个时期，概而言之，最初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这是因为，东西伦理观念的根本差异，正是“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中国要“建立西洋式之新社会”，最终有赖于伦理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人在应对内忧外患的长期过程中，逐步感受与认知的结果。它高喊“打倒孔家店”，在“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中，将以“孔教”为标识的传统文化推到“理性的法庭”上，使之遭到“最无情的批判”。

———摘编自颜德如《社会大变局与大趋向之中的“新文化运动”》

材料二   1919年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的确，思想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正形成爆发式效应的则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使得思想意义上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摘编自陈殿林、郝新宇《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再评价》

材料一   东汉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将“内其国而外诸国”称为衰乱世，将“内诸夏而外夷狄”称为升平世。而太平世则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总的来说，天下观的基本观点就是天下一家，中国居中，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与中国对等交流，而华夷一体，中国教化四夷，最终形成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

——摘编自《浅谈天下观》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是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编自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辞海》对“百家争鸣”的解释是战国时期学术界互相辩争的风气，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解释，也是对它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恰当。应该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是一时凭空出现的“风气”，其形成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摘编自薛国中《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材料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被欧美学者称为“内藤假说”。“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其核心主张是，从唐到北宋是一个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载体制的过程。所谓君主独裁，就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并通过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来展现这种权力。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迄今仍有很多历史学者将唐朝的三省制视作较为合理的官僚制度，但内藤将其理解为贵族制度，即体现了贵族力量和君权的妥协，按照皇帝意旨由中书省写下来的诏书，门下省有权审阅、驳议，因此门下省就代表了贵族的意志。

——摘编自陆扬《唐宋变革论错在哪？》

材料二   由中国学者王瑞来提出的“宋元变革论”，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其核心主张是，宋元大变革使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最近最直接的基础是南宋和元代。……南宋政府的多次发行的纸币会子已成为社会主要支付手段，在“钱楮并用”的基础上，贵金属称量货币白银也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依托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历来的“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在南宋终于彻底转向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宋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过去中国的状况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靠近了现代的我们。”

——摘编自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