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经济考察情况

——摘编自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等

材料一 户籍管理在1958年以前是基本自由迁徙期，农村户口可以因城镇招工和投亲靠友迁徙为城镇户口。1956年建设高潮来临后，各企业单位普遍从农民中大量招收职工进城。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材料二 1983年，公安部开始进行居民身份证的办理工作，并在北京等地试点。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1986年，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凡年满16岁、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了常住户口的公民，都应该申领身份证。身份证的种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两种，每种又有三种式样，即普通居民身份证、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居民身份证和经济特区的居民身份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因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合作社。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已有社员1.5亿，供销社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推进，1951年成立互助组，1953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建设，1957年后，人民公社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

——摘编自彭远国《中国供销合作社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

材料三   1984年，供销合作社在恢复“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了以“全民”变“集体”，“官办”改“民办”为核心的改革，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村商业网点。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我国的供销合作社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摘编自张希深《中国供销社发展研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