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乾盛世”一说始于何时？根据史料记载，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当时康熙帝以“恩诏”的形式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也是时人最早的关于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评定。乾隆帝曾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盛世”“全盛”等词汇经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现，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康乾盛世”的这种历史记忆逐渐成型，也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

——李强、徐康宁、魏巍《“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

材料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出现的康乾盛世，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在这一时期，经济得到显著发展，全国耕地面积增加。据统计，1661年全国耕地面积5493576顷，1685年增加到6078430顷，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已达7807290顷。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据档案记载，1678年户部存银仅333万余两，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7894万余两。顺治年间全国人口仅为1000多万，到乾隆末年达3亿。

——摘编自邱树森等《新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出使中国。他们在中国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强制征来拉纤的民夫“好些半光着身子的人，看上去缺乏营养，疲劳衰弱不堪”。在清王朝“一条确立的顺从原则，足以抹杀、消除人性的一切尊严”。

——摘编自【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材料一   与汉唐相比，宋代确实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开放包容气象。在这个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宋代还与外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融合。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取消了唐代工商杂类不得参加科举的规定，并实行誊录、糊名等更有利于公平的措施，罢除了唐代的通榜、公荐等对世家子弟有利的做法。录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在制度上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打开了通过科场的角逐实现社会流动的通道。如寒门子弟欧阳修、范仲淹科举显荣，边远士子苏轼、苏辙同榜登科。在宋代，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诗词、小说、绘画、书法等，这些文化形式的繁荣为文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尽管宋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开放度，但宋代仍然运行在王朝体制的轨道上，其基本制度、基本观念、生产关系等规范社会运行形态的基本因素并未出现根本的变革，有些方面，例如对百姓的苛重负担、政治生态的每况愈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编自黄纯艳《新变与局限：宋代社会的开放度》

材料二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纲领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三   如果一种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而笼罩一切，这时，会有一些空洞的套话反复，这些话语不仅会常常写在书里而且会成为背诵的教条，甚至当作生活的金科玉律…我曾经相当注意明代和清朝初期，皇权运用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念对思想的垄断和遏制。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