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8年2月25日，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在蒲安臣这样一个美国人的率领下从上海虹口出发了。由于他本身是美国人这一特殊身份使得他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他主导下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把这份条约与同期其他列强与中国签定的条约进行横向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法等国相比有明显的独特性，与英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领土要求相比较，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瓜分势力范围的要求，而且两国人民自由流动和入学的条约有力的促进了后来的移民和留学潮。如果把《蒲安臣条约》与先前美国对华政策进行纵向比较，可以看出美国已由一开始的尾随英国，本行“免费搭便车的帝国主义”，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合作政策”。

——摘编自倪正清《从蒲安臣和＜蒲安臣条约＞看晚清中美关系》

材料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主要从军事上考虑。为减轻自己在对日战争中的损失，促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做出积极的努力。美国在太平洋同日本的战争是在劣势下进行的，在军事上扭转不利局面，打败日本，是当时美国制定太平洋和亚洲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为此，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的基本方针是维持中国的作战能力，利用中国雄厚的人力，在亚洲大陆牵制更多的日军，并用中国做基地轰炸日本的海上航线，进而轰炸日本本土，以此支持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对日作战。在政治上，则使中国同美国友好。为此，罗斯福“每做出一个决定时都把这些目标牢记在心。”因此，美国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援助中国抗日，促使中国民主团结，以便有效地打击日寇的政策。

——摘编自胡之信《1941-194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材料一   美国制宪会议中关于财产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共和主义认为，财产权来自社会而并非自然。私有财产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它既为一个平等参与的良序社会而设立，也在必要时可为社会而牺牲。自由主义认为，私有财产的目的是划清公私界限，从而能够在私人经济领域不受政府干预，随心所欲。鉴于此，美国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只是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有一部分涉及财产权：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可见，为了公共目的的实现，美国法律并不畏惧限制私有财产。

——摘编自李卓《浅论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资社之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阻碍着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私人财产讳莫如深。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深圳私营企业主郑卓辉，在其提案中指出，由于对私有财产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私营企业主往往心里没有底，一部分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思进取，也有一部分人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致使生产要素丢失。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是征用，并给予补偿。

——摘编自郭洒洒《论私有财产权的入宪过程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一批接触西方知识较多的先进分子，开始了自己创办近代传媒，争取话语权的活动。以《循环日报》为代表的最早的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在政治上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这些报道无情揭露了帝国主义巧取豪夺的可耻行径，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我华种”的号召，并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大大提高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由外报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局面，从外国人手里夺回了一定的传媒话语权。

——摘编自刘兴豪《从清末报刊看传媒话语权的争夺》

材料二   中国多年来一直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担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讲究“和而不同”，这种传统也渗透到中国的外交理念中，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态度十分缓和，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被其他国家围堵，长期以来，国际舆论一直由西方主导，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的环境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中国传媒要争得一席之地，构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与质量，促进媒体改革与发展。现今，世界各国依赖加深，中国媒体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传媒应该运用自身优势，立足国情，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渗入到国际宣传中，因为其集中表达着中国“思考世界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治理理念，是丰富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价值资源。

——摘编自王柏琪等《构建传媒战略提升国际话语权》

材料一   1950年2月以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公开敌对。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接管了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房产。美国国内以歇斯底里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开始肆虐。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了朝鲜战争，但在敌视新中国方面比杜鲁门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段时间内采取“放蒋出笼”的政策，鼓励、纵容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进行军事骚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双方虽在言辞上一再严厉警告对方并表达了绝不在原则问题上与对方妥协的决心，但双方开始显示出了不使事态发展演变为战争的某种意愿。在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一再下令，要求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当时美国正专注于欧洲事务。因而美国方面对危机的反应令人寻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遣第七舰队为向金门岛运送物质的国民党舰只护航，但同时他又命令美军护航船只不得进入沿海3海里以内，以免擦枪走火。

——摘编自刘凤瑞《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材料二   从1969年至1971年夏，美国“跳出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如通过“巴黎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叶海亚渠道”等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继之基辛格秘密访华。对此，中国政府则投桃报李，如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导演“乒乓外交”，等等。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的问世。

——摘编自刘佳钦《1972年尼克松访华背景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