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78年6月，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贸考察组在向中央汇报时分别建议进口装配生产线，搞来料加工；靠近港澳的广东省宝安(即后来的深圳)、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赴西欧五国考察团在汇报中指出西欧五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科技进步，当前这些国家经济萧条，都愿意与中国发展贸易。中央经过讨论后决定，要联系我国实际，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加快发展速度。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设想可以多一点，步子可以大一点。当年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推动努力下，先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的项目合同，总投资额达13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重点投资项目。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材料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体现。在大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北洋军阀及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农民土地的认识开始深化。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关乎中国革命的关键，“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扩大了革命的基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和调动一切阶级和力量，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为进一步维护农民利益，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瓦解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文件进一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一大二公”“大锅饭”的公社体制。并于1982年颁布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论述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强调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归集体，即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切实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将经营权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实现“两权分离”,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扩大了农产品的流通，使其惠及农民。

——摘编自孙玉滨《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探析》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农村赈灾和反共的政治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方传来的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用行政命令主动发起农村合作运动。在“救治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将城市银行的剩余资金贷往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监会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将其规定为国策运动之一。“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步具体化、普遍化，益以各方面的推动，合作事业之进展逐日形蓬勃矣。”但终因未能改变封建制度，农村合作运动未能起到挽救农业危机和复兴农村经济的功效。

——摘编自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粮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并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管理。1930年2月闽西根据地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作为第一个向群众系统讲述合作社的宣传材料，提出了合作社的多项原则，如合作社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等等。1932—1933年，苏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规则，推动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如他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和耕牛以促进生产而自愿结合组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成倍增加，在反经济封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葛文光、李录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合作社的历史沿革及其评述》

材料

——摘编自陈韩晖等《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与发展》

材料一   以下为“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与其儿子们的往来书信节选

①1931年11月29日，长子刘念仁在信中说：“父亲，我还有句话得向你陈说，就是我总觉得你现在经手的事业太多，如煤球、水泥、搪瓷、火柴等等，在美国的资本家，你看看他们赚的钱很多，可是他们大都专于一门而精于一门。”

②1932年1月28日，刘念仁致信父亲说：“自从我到了美国后，似乎我对于国家的观念格外的Sensitive（敏感）了。从这两天这里报纸上的报告，知道我的家乡已陷到最危急的境界。我总感得尔从前对我所说的‘blood is always thicker than water（血溶于水）’——这句话的真确了。父亲！请允许我这狭义的爱国心；可是一个人没有国家做后盾是多么的丧耻可怜的人啊！”

③刘鸿生在1933年4月28日的回信中说：“你信末劝我抵制日货，我对此事已实行好久了。有许多小厂专用日本原料，成本轻得许多，我们为爱国的缘故，也只好忍痛去熬。”

④1935年8月22日，五子刘念孝从美国写信给父亲，表达了对国内时局的忧虑：“我们的外交，简直颓唐胆怯不堪。满洲不抵抗的主义，完全宣布我们中国上下良心不良，不能在正理无畏精神方面奋斗。”

——摘编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记账房档案》

材料二   凭借在中国取得的特权，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并形成独占地位，给处于危殆境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以摧毁性的打击。这种情况不仅引起工业界的极为不满，也引起商业界的深深担忧。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上海职员运动委员会组织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运动以百货职工为核心，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成立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特务进行破坏、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九”事件。2月11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各业工会、大学学生、教育界与不少社会团体也纷纷成立二九后援会，揭露事实真相，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摘编自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等

材料一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土地法中都有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规定。广大农民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才能维护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每到一处，首先在县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一开始就将土豪劣绅打倒，划分农村阶级，使农民不再有畏惧土豪劣绅的思想。等到政权相对稳定后，组织农民参与选举。1933年，据苏区江西省对其16县中的10县统计，贫农会员达到了贫农人口总数的30%。

——摘编自《浅谈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土地革命的意义》

材料二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苏区进行了3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对上杭县才溪乡选民在候选人名字下写上“好”“不好”“同意”“消极”，甚至注上“官僚”字样的做法，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摘编自李炳军《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探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