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三代所建造城邑不但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不同城邑在规模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宗法性政治权力，《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同时中央政权还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加以制约。如周代重农，以为本业，商业受到严格管控。但当某一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或撤销，城市人口集聚或消散又会推动城市工商业乃至区域经济的繁荣或衰退。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序列中首都是最为重要的城市。其庞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农产品补给。西周的洛邑和秦汉的关中平原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带，汉代以后受经济变动和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矛盾的影响，但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经隋炀、元两朝的开辟和修整，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南北物资大规模运输因而通畅。极大地缓解了隋唐以来首都物资的供应紧张情况，而且亦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在行政中心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了以扬州、临清、天津等为代表的大运河城市。
——据鲍成志《区域经济变迁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这种供求关系变化直接推动了全国的跨区域长途贸易。与大运河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漕运有明显不同，沿江、沿海新出现的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型城市更多地服务于民间商品流通。清代康熙朝以后，以海路运输为主的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出现大的发展，沿海流通枢纽城市也随之大量兴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内陆性特征。
——据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归纳先秦三代中国行政中心城市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首都选址的因素。并分析隋元两朝开辟和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新变化。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诸子百家面前的切实问题。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以复归西周礼乐文明，重构社会“大一统”统治秩序为毕生追求。孔子援仁入礼，根据时势改造西周礼乐文明，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孔子创办私学教育，将“大一统”的思想诉求熔铸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之中；孔子整理典籍，修订《春秋》,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寄寓其中。
——摘编自叶晓庆《先秦诸子“大一统”学术思想论略》
材料二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孔子被尊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家，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外来的进化论使传统的儒术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传统的儒术又使外来的进化论取得了中国的形式。维新派的观念同西方的进化论联为一体，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次革命，使一批批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一批批传统士人转化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历经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够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与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仁学中的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责任担当……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孔子为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历史人物及其贡献，阐述孔子思想对后人的“感染、教育、熏陶”价值。
参考示例：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和行动折射出仁学中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材料一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制定族姓。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改鲜卑姓为汉姓，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禁绝鲜卑族服饰和鲜卑语言。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统一说汉语；改革官制。整顿前期胡汉杂糅的官制基础上，吸收南方汉族政权的某些制度，整顿吏治；继续推行均田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辽世宗即位后，最终确立了辽朝的专制皇权。在朝廷上分设北、南两个枢密院，南枢密院分管汉族地区民政，北枢密院则分管军政及契丹等游牧各部族，皇帝则通过北南二枢密院，对全境实行集权统治。这样辽朝始形成了区别于部落联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和辽政治建设上的共同之处。(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洋务派官僚因此逐渐感到，要想继续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实现所谓“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即李鸿章所归纳的“必先富而后能强”。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
材料二康有为汲取了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思想，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指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强调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必然性。
——徐绍清《论戊戌思潮的发生与近代思想解放》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洋务运动的目标，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李鸿章创办的主要企业。(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宣传维新思想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四次变革尝试分别指什么？结合所学，从背景和失败原因的角度归纳四次变革的共同特点。
材料二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新变化出现的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在1694—1760年这一时期，伦敦城中一系列金融业发展起来，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格兰银行，它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唯一的参股银行公司；另一类是私人银行，它们主要提供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向各类工业家和商人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贷款”。伦敦的私人银行与17世纪英格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有关。伦敦作为英格兰最大的港口城市，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港口航运业务和附属行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其城市职能的演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贸易的推动。
——摘编自范可媛《1694—1914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和演变》
材料二 晚清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实行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当时很多商业银行都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其中，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完全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模式效仿而来的。它是中国第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股方式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等。如通商银行成立时，最先核定总股本为500万两，但是由于当时募集不齐，所以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余部分直到1898年才收齐，另与户部商议并向其借款100万两。
——摘编自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94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94—1760年英国银行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美国紧盯着受邀的亚非拉国家，同时多方采取外交等行动，竭力阻止会议如期举行。特别是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对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极为不满。1955年2月23日，美国策划举行了曼谷会议，妄图以此抵制亚非会议。可是，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曼谷会议威胁亚洲和平，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亚非会议。会期临近，美国似乎已经无力阻挠，有美国媒体称“既然美国不能够阻止这个会议的召开，它就要它的近东和东南亚的某些‘朋友’把会议的进展导向适合美国的途径”。
——摘编自西门樵《60年前，万隆会议鲜为人知的三个瞬间》
材料二 在接到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的邀请后，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万隆会议开幕后，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对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接着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在巴厘岛的短暂休闲时间里，周总理和代表团两天内在驻地会见了多批外国领导人，千方百计用好在印尼的每一点时间和各国多打交道，为新中国争取更多一点的外交空间。
——摘编自杨慧《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干涉1955年万隆会议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对1955年万隆会议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在对待亚非新兴国家问题上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态度。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企业中。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多万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者、苦力运输工、农业雇工等，总数估计4000万人左右。
——摘编自郝贵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材料二 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缺乏文化知识并且和外界缺乏广泛联系，不能亲身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这是影响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李汉俊指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10月，小组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工会制定宗旨和工作方法，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替工人撑腰说话。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受组织委托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夜两班分别教授工人及工人子弟。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讲授反地方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等内容，前两届毕业学员近300人，大多数到基层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
——摘编自成丽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列主义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