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浅议商朝的政治制度》 |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清朝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 D．《论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历史影响》 |
| A．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B．明清的君主专制 |
| C．浅议“焚书坑儒” |
| D．清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 |
材料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辽宁沈阳、抚顺等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广大农民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摘编自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材料二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彻底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取得完整的独立主权有着决定性意义，因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中国不仅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跻身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充分发言权的大国行列。
在不同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中国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造成了中国的长期分裂，极大地破坏了民族争取独立所需的凝聚力。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不同党派之间，形成了同仇敌忾、亲密合作的关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平衡性使中国现代工业几乎因日本的侵略而彻底颠覆。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03%，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04%。而到1943年，后方各省工厂企业已经达到4524家，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增加了164倍。
——摘编自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战争成为“中国复兴枢纽”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 庆历初期，国家面临空前的内外压力，各类社会矛盾愈益突出。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抨击积弊，力倡新政。范仲淹进《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提出“端本澄源”的原则，这一奏章成为“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富弼上章《乞编类三朝故典》，强调“法制既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批评时政的士大夫力主复振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
改革措施针对既得利益集团，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五条建议，在推行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新政的倡行者们，在变革启动阶段，谨慎小心。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入朝之初，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西北边患。仁宗朝，朝政宽松，却又暴露出国家行政施为滞缓的问题，庆历改革未能成功。庆历之后，社会上仍然涌动着变革的思潮。
——摘编自任逸飞《宋仁宗的庆历新政，败给了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庆历年间北宋所面临的内外压力。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请回答: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宋、明改变前朝地方制度的相同原因。分别采取了什么对策，效果如何?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明后来调整地方行政制度的相同原因,并请说明宋、明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特点。
材料一194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是改良的”“走向改良进步的道路，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也不愿意走向暴力革命的道路”.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民主党派的赞成.
——摘编自《中国现代史资料 简编》
材料二1947.底到1948年初，中国民主同盟指出：“在民主运动胜利高潮快要到来的现阶段，中国已分成了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反动的营垒，另一方面是革命的营垒；一方面是民主的人民的营垒，另一方面是独裁的人民的营垒.不属于这个营垒，就是属于那个营垒.中间的地位是已经不再存在了.”
——摘编自《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发生了哪些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 1916年年初，黄远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明确表示“搜求公毒为救国之第一义”，而所谓“公毒”“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筅统而已”。“中国今日之输入外国制度与学术也，一切皆以筅统主义笼统之”。在之后一期的《东方杂志》上，黄远生又发表《新旧思想之冲突》一文，强调“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本源所在，在其思想。夫思想者，乃凡百事物所从出之原也”…1920年，罗家伦在《新潮》上撰文指明政治运动当与思想运动互相促进…因为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末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故此，未来的文化运动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中国封建统治者较早就尝试建立中枢决策的牵制机制。汉武帝时期，不定期运用宗亲、外戚参与中枢政要，外廷之丞相等重臣受内官压制，往往“大政定方始知”。唐初三省之长均为正一品宰相，唐太宗时以二品官“参知政事”牵制相权，唐高宗以后三品、四品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中枢政要，有时宰相达20多人。明宣宗时，内阁大学士互不统属，可对各类奏章提出处理意见，即各书“票拟”以待秉承太监代皇帝“批红”。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如同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来自各部门、各品级的官员充任“军机上行走”，如走马灯似地轮流值班，上传下达，照章办事。
——摘编自陆杰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秦设三十六郡（实际略多），郡下为县，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任免。在这样的体制下，承担着日常治理重任的是县（含后来的散州）。另一方面，汉代就有由虚到实的州，唐代有道，宋代有路，多少都近于元以后的省，充分体现出大一统实在太大，很难由皇帝直接管理州县。但在有“封建”传统的中国，这类介于中央和州县的机构，常容易产生所谓的“藩镇割据”。
——摘自罗志田主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中枢决策牵制机制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秦到元地方政府管理机构演变的特点，并说明这种演变的意义。
材料一 周代社会主要靠宗法式贵族政治来维系。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士人与贵族争权的局面。经过秦并六国及楚汉争雄两大战争后，士人亦因西汉大一统而失去依存的条件。汉武帝时正式确立察举之法，凡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经由州郡察举，再经“管理策试高第”即可入仕。一批生活在下层，深知百姓疾苦，了解下层社会艰辛的、能直言极谏的有识之士，被举荐到统治集团中以后，或多或少地改善了统治集团的人员结构。中国士人政治，自西汉发其端，至东汉进一步完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制度上提供了条件。
——摘编自赖华明《汉代察举制概论》
材料二 无论是在春秋之前的世袭等级制社会还是在春秋之后的选举等级制社会，也无论是在前两者之间过渡的战国游士时代还是激烈动荡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都未摆脱“突出政治”和“官本位”的格局，但是，官员或统治精英的来源和标准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摘编自《古代选举所带来的社会变动：统治阶层成分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察举制的选才程序，并就此说明察举制的进步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官员或统治精英的来源和标准”。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