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但是先秦士阶层发展的最高点，而且是养贤之风的制度化……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这一百年之内，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受到战国王侯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毋需为生活担忧。不但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士的功能实已发挥到最大可能的限度。稷下学宫虽仅昙花一现，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则是永恒的，因为议论的自由同时也刺激了思想学术的成长。先秦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是和稷下时代相重叠的。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