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东周以后，当古代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交换也悄然出现。中国古代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加工制品极其有限，这样就使地主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以解决消费品的不足。广大的个体农民局限在小块的土地上，生产手段更为有限，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剩余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再者，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经济关系以及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统治政策，也都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不渝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当农耕经济较为繁荣，政治较为清平之世，商品经济也随之繁荣；而当农耕经济走入低谷，政治腐败混乱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就总的趋势而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向。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降为个体家庭，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移、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修筑道路，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筅络扶持的立场，积极推动各地物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工商业者在市场竞争中，竭尽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分析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求得最大的利润。总之，此时的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农本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杨师群《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原因新探》等

材料二 鲜卑族统一黄河流域后，于公元5世纪末实行了均田制等措施，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平城与洛阳等地的市场繁荣，户口般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设有多个商业区，有洛阳大、小市和四通市，还有通商、达货、准财等十里。大批胡商纷至沓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自耕农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摘编自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材料一   西周时期，商业管理已经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周城市总体上为前朝后市的格局，据《周礼.匠人》记载，西周城的后边部分往往设有市场，并规定凡是官办的商业市场，均设置有专职官员负责商业管理事宜。市场管理的总负责人叫司市，全面负责所辖市场的刑、政、教、治、量度及禁令，司市只要在市场入口处悬挂旌旗就表明可以开市，参市交易者从规定的入口进入市场，入口处由胥手持长鞭把守，其他管理官员则各司其职。开市后，首先要检查货物是否以假冒真，货物价格制订是否合规，贾师还要根据官府的需要制订商品价格，调节商品流通。西周政府对商业的干预使其商业发展状况逐步顺应了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发展水平。

——摘编自李佩等《探源西周时期的商业管理》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百工、商贾反抗官府，“百工叛”的现象不断出现，“百工之丧职秩者”的现象较为突出。据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致力于“通工商之业，使鱼盐之利”，郑国规定只要商人对国家忠诚，国家就不干涉，卫文公制定的“务财、训农、通商、惠工”的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战国策·魏一》载魏国“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管子·八观》也称当时有“粟行于五百里”者，战国时期，横贯东西和纵贯南北的水陆交通线业已形成。《国语·周语》记载，当时“黄金为上币，铜铁为下币”，“商贾可以富家，技艺足以糊口”，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人们纷纷通财鬻货，自此，谋利之风席卷整个社会。

——摘编自李生《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