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地方与中央的问题上，针对汉初“郡国并行”造成的诸侯尾大不掉的弊端，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藩国实力，使之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
——摘编自徐本华《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汉武帝在宏观经济制度层面推行了一场整体配套制度改革，这具体表现：在将利益最为丰厚的铸钱、煮盐、冶铁国营化；废除民间铸钱旧俗，规定由政府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均输”“平准”等。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初推行的地方管理制度及该制度的弊端。(2)根据上述材料，归纳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措施及意义。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商业发展，固定的贸易场所逐渐出现。这改变了原来商人在野外谋取利润的现象。由于商人的频繁往来和商业运输的发达，一批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工商业城市勃然兴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风气逐渐向整个社会渗透，大量的人不避“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交流曰方物产，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政治活动，从而产生由大中小商人组成的独立商人阶层。
——摘编自熊林《浅谈春狄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时，富商大贾势力恶性膨胀，地方王国铸币泛滥。为此，政府颁行了五铢钱，由于这种钱币制作精美，工艺精良，且具有一定的防伪性，远非私铸者能及，货币的混乱状态被彻底刹住。对盐的生产，全国设37个盐官分别管理。铁的做法也一样，自开矿、断冶、加工到发售，一概归国家经管。此外，政府还加强对全国物价的掌控，打击囤积居奇的现象，把富商大贾迁到都城附近或者边远地区，使其丧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曾昭英《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材料三 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材料四 汉初，匈奴越过阴山、夺取河套等地，迫使汉界退至陕北、陇东一线。统治者不得不以防御姿态应对西北边疆问题。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地方王侯势力被严重削弱。面对匈奴的强大和不断侵扰，崇尚积极有为的汉武帝实施了有力的回击，重新获取了对北方和西北方的统治权，通过修筑边塞，派兵戍守，对当地进行了有效的经营……
——摘编自郑承燕《汉武帝对北方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规范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及主要目的。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西汉时期东西部风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略西北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百家争鸣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三 （汉武帝）继位之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又于第五年设置五经博士，起用好儒术的田蛤为相。田蚡把博士中不治儒学的人一律开除，招聘数百名儒生补充进来……到了西汉末期，超过三万名儒生进入皇家学术机构。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四 （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家争鸣兴起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任选一个战国时期主要学派，并列举学派的一名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提升儒学地位的措施。根据材料四，概括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统治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
大一统与国家治理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要内容。大一统的政治基础是“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妥善划分地方行政层级，有效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并对地方官员实施监督；第二、处理好郡县与分封的关系；第三，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通畅。这是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必备条件。
——摘编自卜宪群《我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依据材料和所学，围绕中央和地方关系，简述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实践。材料一 “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这些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都是“有土之爵”，在其封地上享有两大特权：一是“自置吏”，二是“得赋敛”。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汉武帝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为列侯，而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分别隶属于汉郡。淮南王刘安谋反，“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刘赐谋反，“国除为郡”。又颁布律令，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一般官员，限制人们与诸侯王交游。从此，王国与汉郡无异。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
(1)依据材料一，说明汉初“矫秦县之失策”的措施及具体内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措施导致的后果。(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
材料一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1)依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带来的影响。材料二 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十三州的二千石禄的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2)依据材料概括汉武帝国家治理的主要措施，结合所学分析这些措施的意义。材料一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汉武帝之后，在政治地理格局上，不但汉初王朝直接领属郡县与王国独立领属郡县并立的格局被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深，王朝还通过积极有效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北疆确立了对匈奴侵扰的有效辖制，对南则开通西南夷，对东南与岭南地区用兵，把王朝的版图重新回复到与秦王朝大致相当的规模。这种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亦为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生长提供了现实政治条件。
——摘编自郑帼《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研究》
材料二 明朝延续了元朝的一些政策，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化。鉴于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在整个明朝都延续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期，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在历经固始汗家族、噶伦时期、颇罗鼐家族的统治之后，格鲁派也逐渐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同以往其他教派相比，宗教参与政治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中央政府将权力全部下放给格鲁派。
——摘编自秦红利《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汉武帝时期的具体史实说明“政治地理格局上”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明朝对西藏管理与元朝的不同之处，指出“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表现。
材料 汉代河套地区濒临边境，与匈奴的冲突不断，汉政府派遣大量兵力驻守，因而需要数额巨大的粮草以维持军队生存和保障军事行动。为了维持河套地区守卫边境所需的军粮，汉文帝采取从内郡以入粟拜爵（即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粮就可以获得朝廷认可的爵位）的方式筹措粮食并运输到边郡，在爵位控制严格的西汉，实行入粟拜爵政策无疑是反常的。在主父偃的建议下，河套地区开始实行屯田，主要集中在河套外围的北侧和西侧，利用黄河沿线充足的水资源发展灌溉农业，所生产的粮谷可以就地为边境驻军解决粮食问题。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实行屯田政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实行屯田政策的影响。
材料 宴饮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生活方式。秦汉时期，每年正月旦的元会议，由朝贺与置酒宴饮两部分组成，是皇帝规训群臣服从意识的重要仪式。汉初，皇帝与诸侯王有“四见”，均是以宴饮的形式开展，皇帝通过展演礼仪确立自己作为大宗的道德尊位和政治权威。外藩首领或使者来朝见时，皇帝置酒设宴，这涉及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以及夷夏关系问题。秦汉的皇帝还热衷于赐酺，在皇帝的恩典下所有庶民都开展持续数日的宴饮，感受着皇恩浩荡。这种全体居民参加的宴饮活动有各种体现尊卑长幼秩序的规矩，是演习“乡党之礼”的重要场合。秦汉时期的元会议或皇帝赐酺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官场和民间举行的大多数宴饮都属于非制度性的安排。非制度性层面的运作，与制度层面的运作一起，共同支撑着古代国家的日常运转。
——摘编自薛小林《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1)据材料，指出秦汉时期宴饮活动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时期举行宴饮活动的目的。
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以社会风俗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为视角，评析秦至西汉初期的统治政策。(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西汉时期东西部风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