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家大族大力营建田园，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交成农业生产基地。……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经过长期的开发，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
——摘编自赵毅《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六朝时期城市大量兴起，其中很多由草市发展而来.这些新兴的城市也给南方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某些新特征，如在南朝的市场中有了住家的出现和存在，“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黄昏时市场中依旧熙熙攘攘。
——摘自朱和平《试论六朝南方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时期南方城市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秦灭六国后，兵不解甲，继而南击越人，北伐匈奴：两汉之时，也积极对周边各民族进行征战以开拓新的疆土。为了保障开疆拓土政策的顺利进行，秦汉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民族政策，如秦在南越、西贩之地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了朔方郡、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等；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面对“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匈奴，汉王朝根据国势的强弱情况，对匈奴又实行了颇具特色的和亲政策。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是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于中原汉民族文化的伟大典范。孝文帝下诏改用汉姓，改穿汉服，改说汉语，推行汉族的官制和律令，都是旨在学习吸取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胡食、胡床、畜牧选种等草原文化因子也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中。孝文帝的封建化改制对于鲜卑族和汉族来说，都有无可置疑的历史进步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拓跋部原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没有处理好与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威胁北魏统治的稳固。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严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
——摘编自人教版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1)依据材料一，归纳秦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并分析其改革有何意义。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 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不同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的发展方向）。……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草原的优势在于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这足以使草原与华夏成为对等的两大区域文明，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清晰解释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摘编自波音《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注：作者波音所说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同样不止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根据材料，自拟一个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相关的题目，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论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