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 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 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三 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这种局部统一较之东汉末年众多军阀割据混战的状况前进了一步，也为后来的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各国都重视发展生产，整顿政治，增强国力，促进了局部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蜀、吴三国还重视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交融。
(1)根据材料一， 指出“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 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时期的社会现象。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 《三国志·魏纪》 | 《后汉书·献帝纪》 |
|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 曹操自领冀州牧。 |
|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 曹操自为丞相。 |
|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
| 汉皇后伏氏，坐与父（伏）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 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
|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
材料二 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为便利纪年，认为在乱世存在多个政权并立时要选择其中某个政权作为正统，如在三国时期以曹魏为正，南北朝选择宋齐梁陈纪年，五代十国则选择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为标准。北宋和辽、夏并立，因宋受后周禅让，所以在这一时期将宋作为正统。他认为这一举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三 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
——（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1)根据材料一，比较《三国志》和《后汉书》对相关史事叙述的差异。(2)根据材料二、三，分别概括司马光和朱熹关于三国时期“正统”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观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性、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特点。
材料 西晋末年战争、瘟疫、蝗灾、饥馐接踵而至，西晋王朝疲于奔命。及惠帝之后，政权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渡江之后，东晋王朝喘息渐定，尤其是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朝隔江对峙的格局。这些移民的到来为荆州成为上流雄镇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荆州“据上流，握强兵”的重要性。同时，荆州北方有山水纵横的汉水流域作为与进据中原之异族分庭抗礼的缓冲地带，远离战争表扰，移民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农业开发，江南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瘴疠之地，实已发展为瓜果飘香，良田美池的富有之地，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大批移民流落江南，发展农业，提高江南经济文化水平，为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永嘉南渡”的历史背景。指出南渡后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分析“永嘉南渡”对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以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为界，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为农耕民族。除商贸往来，战争、劫掠也是各民族互动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进入匈奴地区的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匈奴单一的游牧经济，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出现了城市。中原的文字和计算方法也被匈奴人接受。进入中原的匈奴人也在血统、文化上给汉民族以影响。音乐舞蹈、饮食文化、平等观念的传入，又给汉文化带来新的生命力。这些流动的人群，既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异族文化的接受者。
——摘编自刘爱兰《民族大迁徙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对孝文帝及其主持的“汉化”改革，我们如果将它放到更久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去考量，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它的意义所在。
——胡阿祥、刘志刚《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材料三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汉字即是其中之一。而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字都属受到汉字影响的“借源”文字。由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对汉字的学习、借用、仿造和创造阶段，因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王颖喆、孙妍《汉字文化圈与中华法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以汉朝为例分析汉人是如何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出的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华文化影响周边国家的史实。
材料一 西汉自武帝时创立太学，所谓“太学”，其实质就是儒家式的大学，太学的教授是五经博士，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在太学实行“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的政策，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艺（一经）以上者，形成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西汉后期，五经博士增加至十几个，太学生也增加到几千个，太学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的中心。
——摘编自毛礼锐《汉代太学考略》等
材料二 （东汉以后）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故论学术，祗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矣。
——摘编自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时期兴办太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西汉至魏晋时期学术文化中心变迁的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政治文化具有特殊性，其礼仪仍保留有拓跋鲜卑旧俗，但北魏吸纳华夏礼仪、开创新局的态势不容小觑。虽偏安江南，东晋南朝在礼仪制度上居于优势地位，仍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道武帝开国以后，北魏统治者华夏认同观念潜滋暗长。延至孝文帝，自觉塑造华夏正统的意识更为突出。中书监高闾认为判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地据中夏”，具有鲜明的政治地理的概念。同样在文化标准上，北魏虽然有限度地承认南朝作为华夏政权的合法性，但以“中夏”自居，视南齐为“南夏”。由此可见，北魏正统观念存在地域与文化两种不同的判别标准，但无论具体标准为何，均凸显出孝文帝积极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强烈意识。
——摘编自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有利因素。
(2)据材料概括北魏政治文化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政权塑造华夏正统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材料二前燕创立者鲜卑慕容氏宣称先祖是“有熊氏之苗裔”，前秦创立者氐人符氏宣称先祖为“有扈之苗裔”，后秦创立者羌人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创立者赫连勃勃声称：“朕大禹之后，居幽、朔。”
——据（唐）房玄龄等《晋书》
(1)比较材料一中两张形势图及十六国统治者族属表，分析十六国国号设置的特点。
(2)概括材料二中的历史现象，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举一事例佐证这一现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