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北魏王朝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定迁都之计”。十八年“二月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并任用南朝儒士制定礼乐制度，仿效南朝建立士族制度，同汉族通婚。
——摘编自李文生《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
材料二 魏晋以来，中国北方各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交融进程进一步加快。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同时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民族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以及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迫使各民族人民为生存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压迫和战争带来的伤害；在此期间，民族之间的征战将各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关系打破，各民族杂居共同生活的现象愈发明显；在战争的同时北方也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为维护统一局面缓和民族矛盾，少数民族统治者开始借鉴和学习汉族文化，对本民族的旧制进行改革，力图向传统汉族中原王朝靠拢。
——据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纲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汉化的具体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括魏晋时期民族交融的主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