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为了克服“养兵”带来的弊端，以及裁减冗兵，节省军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省兵之策”。首先，政府下令在禁军、厢军中进行考核，不能胜任禁军的降为厢军，厢军中不能担负职责的免为平民，尔后又“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又因宋军队数量庞大，与军队服役时间长不无关系，故王安石采取“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的对策。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诏废并诸军营”，将“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二十七”，并且规定“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凡拔并者，马步军营五百四十五并为三百五十五”。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
——摘编自徐正华、何建华《试论王安石变法中的军政改革措施》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安石“省兵之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王安石“省兵之策”改革。
材料一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为了扩大新兴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用全国统一的标准选各级官吏，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源自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士人治国的强烈需求。隋朝创建科举制初始，考试从形式到内容既有鲜明的制度创新性，又有显著的文化继承性；以综合素质考核为主，考试和荐举并举，科目设置比较全面根据专业需要采取与各科相适应的方式；具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重孝重德，重礼重义，重点突出，各有侧重，符合政治用人的一贯标准。隋朝实行的科举制，是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政治文化的选择的继承，是建立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核心基础之上的一种综合素质的考评体系。
——摘编自何宗海《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及其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宋大祖决定在殿上举行复试，加在者试之上，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比较严格。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宋太宗定制，举人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学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内。
——摘编自贾志扬著《宋代科举》
材料三 在19世纪西方文明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较之西“野蛮”的东方往往被视为停滞不前。为了纠正西方关于中国人“死守传统”的印象，丁韪良多次强调科举制中所体现出的“进步”元素。一方面，中国人自幼年开始读书，经历各个阶段，向秀才、举人、进士等更高层次不断努力的过程，体现了个人对“进步”的追求：另一方面，科举制经历不同历史时代，其考试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完善，体现了该制度本身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也在制度层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摘编自王剑《论丁韪良对中国科举制的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隋朝科举制产生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制改革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中所体现出的“进步”元素。
3 . 材料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调任明州（今浙江宁波）郡县知县。鄞县本是个、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鱼米之乡，居然“旱辄连年”。其缘故固然在于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但王安石进而发现其深层原因则是“吏者因循”，“人力不至”，官吏甚至与豪强勾结，侵占、破坏水利资源。因此，他一方面加强廉政建设，奖惩结合，提拔廉吏；另一方面把抗旱作为第一要务，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民众掀起水利建设热潮。其后鄞县“旱则滴水如油，涝则民居漂没”的问题大大缓减。鉴于鄞县无官学，王安石在这里创建了鄞县县学，并聘请名师主办。为了改变鄞人“信巫而不信医”的状况，他将朝廷颁布的医书《善救方》“刺石，树之县门外左”。当时两浙转运使司厉行损害百姓利益的禁盐之政，王安石拒不施行，且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甚至为其立祠，以祭祀之。
——摘编自张邦炜《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异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鄞县施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鄞县施政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