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在都督、刺史等正官升迁或有故暂缺之际，往往临时派员代理，主持州、府之务。即通常所谓的“知州府事”。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在统一战争中，“凡诸郡入版图，率命朝臣出守，曰权知（暂代）州事”。行之既久，大藩镇多授文臣，乃始尽正其衔，明曰知某府、某军州事也。后来，知州制完全取代刺史制。

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官僚朱台符上奏，他在奏文中说:刺史、县令，亲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盖三代之诸侯也。故汉宣帝曰:”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曰:“朗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诚重之也。顷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仆射、尚书，下至京官、奉职，率多轻授，未尽当任。

——摘编自李昌宪《略论宋代知州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   宋朝初年军事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院与三衙分握调兵权和管兵权，帅臣拥有统兵权，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宋朝的军队有三种：禁兵、厢兵和乡兵，边境地区又有番兵。禁兵是国家的正规军，任务是守备京师，担任征战和屯戍边郡、地方的任务。厢兵是地方军队，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的队伍，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任务，多不训练。乡兵即民兵，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但有些区域内的乡兵反而因保境卫士而有较强的战斗力。宋朝的禁兵、厢兵都实行募兵制，“亢健者”选入禁兵，“短弱者”选入厢兵。应募后，家属可以随营，本人须黵面刺涅为标志，中途不得退役，实则终身服役。兵员空缺则从子弟中补选，如逃亡或犯罪，惩罚极重。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对于统治者来说，保持一姓专制政权的统一和安定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因此其统治政策必然趋向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当内乱或外部侵略爆发时，中央政府又不得不下放一定的权力于地方政府平定内乱或外侵以维持王朝的生存。然而权力的下移又有可能带来地方分权的过重，从而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王朝的崩溃。于是新的统治者接受前代教训，致力于追求更佳的中央集权方式，但其选择的结果仍然是跳不出高度中央集权的藩篱。因此，我们看到，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就在外重内轻和内重外轻的两端往复摆动，同时又一步紧似一步地走向极端的中央集权。

——周振鹤著《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二   地方权力在宋元以后则基本丧失殆尽，因此自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不再出现因割据而产生的分裂局面。但这样一来，地方长官因无权力，大多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消极推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地方政府的无权，还直接影响了地方社会经济与区域文明的发展进步。例如，宋代以后朝廷尽收地方之财，地方政府无以为计，不仅无力举办公益事业，诸如兴水利、办学校、恤灾荒，甚至连官俸有时也不能自给，结果自然阻滞了地方的正常发展。而更加严重的是造成国家或地方积贫积弱，从而失去抵御外侮的能力。元明清三代中央地方关系与宋代一脉相承，宋一亡于女真，再亡于蒙元，明亡于满清，而清几乎亡于东西列强。

——周振鹤著《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 唐五代以来，随着临时差遣职任增多，出现了任事者所带官衔与所莅职事日益分离的现象。这种任官方式，对于沟通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造成朝官与州县官身份高下迥异，职任的内外调易，往往造成其地位、待遇不同的现实问题。宋代建立后，总结前代“方镇太强、君权太弱”的教训，宋太祖实行“命朝臣出守列郡”的办法。经过十数年的经营，诸道之.内，京朝官知州、知县和通判已经普遍设立。在“知县”“知军州事”制度之下，官员转迁之际，可以升陟其“官”而不易其任，甚至直接加县令以京朝官衔而知县事。从而形成了“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的设官分职制度。

——摘编自邓小南《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材料   从宋朝建立到仁宗时，全国兵额增加七八倍……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应募者要么是游手无籍之徒，要么是负罪亡命之辈。而且朝廷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虽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厢军精锐到禁军报到），即不自持被（被褥）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搬运）而扉人（雇人）荷之。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材料一 图文信息

普：“夜久甚寒，陛下何以出？”

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

材料二   赵普：“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太祖：“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材料三   太宗时期对于官僚操检、社会风尚的重视程度，远较太祖为甚。《宋大事记讲义》的作者吕中，在讲到太祖朝的政治时，有“我朝以儒立国”“卒成一代文明之治”的说法。而事实上，“以儒立国”，最早也应是太宗后期的事。对于太祖规模弘阔而太宗规矩致密的特点，宋人有不少论述……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材料宋初的统治者设计了一套概念全新的“路制”作为新的地方高级行政区划。“路”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每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四个机构，分别负责地方财赋转输、监察司法、粮食储备和平抑物价、治安边防。四司长官地位相侔，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与官员，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朝廷规定诸司若有违法不公行为，要互相举报。这些官员还负责对所辖地方官吏进行行政监督。各路或所辖州的情况，知州和诸司都要独立向朝廷汇报。北宋中期后，州县的各项权力逐渐转移于诸司之手.时人评价“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矣"。朱熹则感慨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