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

——据吴晗《明史简述》《吴晗论明史》整理

材料二   永乐帝像乃父一样期待元朝蒙古人最终成为明朝中国的一部分。他将首都设在北京，因为那个地点最适宜管理这样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永乐帝及其继承者宣德帝（1426—1436年在位）都没有试图将草原排除在外。

——【美】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材料三   辽、金、元时期，北京已逐渐显露出作为控制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独特优势。……事实上，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集中表现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有机结合上。正如钱穆所言∶“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南北相互依存，相互支持，集中反映着唐末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只有统摄南北各自的优势，才能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成祖迁都北京，是明朝前期政治的重大转折，也是15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的重大变化，解决了中国多民族交融新格局时代的定都难题，使"大一统"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摘编自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

材料一   秦始皇本人具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希望在其统治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自商鞅变法后，秦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善于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崩离析、颠沛流离，人民渴望一种安定的生活和稳定的政治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合了时势的需要。

——摘编自胡学宇《集权主义以及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探》

材料二   三省制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确定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朝三省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并没有明确，而职责明确、运行协调的三省体制，是在唐朝才得以形成的。唐朝在中央完善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旨；门下省是审署下达机构，有封驳之权，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旨，如认为不当，可以驳回，此外，尚书省等各官署送呈的奏章，也由门下省先行审议驳正，门下省将审核意见提供给皇帝参考；尚书省主掌行政事务，负责执行政令，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全国各项政务。唐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都是宰相，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摘编自赵士祥《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结构与特点的探讨》

材料三   历代丞相、宰相均拥有法定的权力，他们不仅“综理政务，统率百僚”，而且对皇帝也具有某种制衡的权力，因而皇帝有时也怕他们三分；而明代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其初只备皇帝顾问，仁宣后虽说拥有主票拟的权力，但票拟所提出的意见能否实行，却最终取决于批红，况且其中还有很多是属于奉命票拟。因而阁臣的权力决非是法定的。实际上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容易受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干扰，不同的皇帝，授予内阁权力的大小就不一样；即便是同一皇帝，阁权前后之变化有时也很大。

——摘编自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