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缓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抒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年）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在洋布畅销的情势下，90年代以后，中国官商也开始自设机器织布厂。先是上海设机器织布局，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在1897-1912年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六十家……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

——摘编自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材料一   “若无产者，赴逐雇倩（请），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计日而受值者，曰忙工”。这些长工、短工、忙工已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支配，换取报酬。

材料二   《户部则例》规定：“关税短缺令现任官赔缴”。为抑制民间商业活动，清王朝广设钞关，重征商税。有偷越关卡及偷漏税者，客商依律治罪，地方官一并议处。《大清律例·户律·课程》规定：“不纳课程者，笞五十，物货一半入官。”这些规定及税吏法外肆意勒索，使商人们视关卡为畏途。       

——摘编自《中国法制史》

材料三   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指出：“在中国的史籍中并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

——摘编自《中国全史·商贾史》

材料一：由于植棉的普遍和棉纺织技术的提高，至明代中叶，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到清朝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到十八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已经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时人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在松江府西郊开设的百余家暑袜店，商人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

——摘编自张家驹《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材料二：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江南棉商强烈感受到国际市场的挑战。江南棉商走出了一条既充满荆棘坎坷又富有竞争和进取，既蕴含着历史传统又富有近代意识的独特发展道路。交易方式上既有如交易所式的近代交易方式，也不乏沿街售卖的古老买卖形式，棉花品质判定上既有精准的数字标准化核定，也有完全依靠棉商经验的定夺，加工方式上既有先进的机器轧花，也有古老的人工轧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贸易所呈现的多元结构和转型形态。其演变的动力“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示范和挑战，也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密切相关，是外来冲击与内在逻辑的合力推动”。

——摘编自于新娟《挑战与机遇：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一基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盛及个体小农在人口数量上的空前增长，宋代的商品经济达到了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高峰。宋代个体小农除了继续从事传统的粮食生产外，还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家庭养殖，以及季节性地从事兼业活动。陆九渊《与张元鼎书》分析金溪农民在农闲时从事制陶业后总结说：“今时农民率多穷困，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其隙时，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当农户一遇农闲，他们便进入市场，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只要有条件、有机会，他们无不为之。

——摘编自移向丽、巩前文《小衣经济：形成、发展与演变》

材料二明清时期…开始孕育出主要通过对运用生产技术和调配劳动力等环节加强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的新型地主经营：从手工场主、包买商中转化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早期“资本家”…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这表明自明中后期至鸦片战争前，已经进入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准备阶段并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过渡阶段。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硕落》

材料一   自明朝万历年间以来，雇工的身份有所变化，其人身自由度增加，与雇主的依附关系减轻。反映到劳动市场上，雇主主要依靠“劝”的方式激励雇工努力干活。清朝时期，在雇佣工人很普遍的江南，雇工不是贱民，与雇主之间存在着权利义务的关系。

——摘编自邢铁（论中国资本主x义萌芽的特殊性》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国力昌盛，经济对外依赖校小，因此可使政府实施大量对外贸易政策也无法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郑和下西洋对我国当时对外贸易有一定影响，但其出发点却并非发展本国济，朝贡贸易所得商品大多为奢侈品，不利于市面流通。西方国家发生工业革命时最主要的原材料为铁、煤炭等物品，由于海上运输局限性，上述商品无法大量输入中国，因此我国错失大力力发展综合实力的最佳时机。

——摘编自张恋绮《明清时期期我国对外贸易特殊洪机》

材料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将节俭视为必修美德，《尚书.君陈》曰：“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隋朝王通在《关郎》中也提到“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历代先贤都将能否做到节俭视为个人乃至国家成败的大事。而古代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的认识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而主要从道德伦理、国泰民安方面来阐释节俭，将其作为修身之本、治国之策。

——摘编自徐姣《中国传统节俭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动、物质财富的增加等多种原因，消费呈现新的特点：消费由俭约趋向奢靡；上层社会显示较强的消费导向；不同地区、阶层的消费有明显差异性；社会消费观出现若干显著的变化。万历时期王士性认为消费趋奢有利于就业，“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鼓励财富“固将有以用之也”，人们拥有财富后要进行消费。奢靡能使天下财富的一部分流向民众，对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有益。唐伯虎感慨道：“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抒发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情怀。袁中道认为吃喝玩乐是人生要务，“物欲”是人之常情，追求及时消费和享受生活。

——摘编自张邦建《明代中后期消费的特点及消费观的变化》

——摘编自明清史志资料

材料一   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沃野千里，山环水抱，古代文献上把长安的地理条件概括为：“因奉之故，资甚关，膏腴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自周秦以来，关中农业生产发达，农耕文化发展迅速，是秦在关中平原中部开拓耕地和兴修水利的结果。西汉王朝定都长安，总计227年。这些为长安城成为当时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创造了条件。

一摘编自王翠萍《西汉长安城的布局特色》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