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秦之变”指的是秦朝与西周相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殷周之变”的重要意义已广为人知，但“周秦之变”却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其实，“周秦之变”对二千年来中国的现实影响，实在不在“殷周之变”以下。如果说中国文明植根于“殷周之变”，那么，“周秦之变”就给它划定了生存发展的格局，其文化意义也一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顽强地释放出来。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

材料二   近500年共出现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署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宣称拥有的土地分成两半球；明王朝处于“弘治中兴”（1488-1505年），但已经无法在宏观上逆转半个世纪前“土木之变”（1449年）导致的由盛转衰。随着西方文明的全面崛起，其他文明相对衰落已成定局。第二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取整个加拿大，标志着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为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坚实基础。

——摘编自曹冬英《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一   明清易代使得蹈虚凿空的晚明学风成为众矢之的，清初学风由玄虚而趋健实，“经世致用”蔚为风尚。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全面反思和追溯明代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对封建君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设计出了各种“限君”“抑尊”的方案。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基于“保国富民”的诉求，他们对重商主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总之，凭借着王朝更迭的权力真空和较少顾忌的思想言论氛围，他们在痛心疾首之余，发出较多惊世骇俗之论。

——摘编自孔定芳《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材料二   19世纪初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体系的封闭性，表现为经世派兴利除弊之法仅从中国“古圣先贤”那里去寻找。他们多有重农抑商倾向，虽对时弊不满，但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自诩为天朝上国。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面临严峻挑战。以魏源为代表的开明经世派没有固守成法，而是审时度势，结果经世致用思想较快地向近代转变。林则徐等人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鉴诸国”“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开始用“五大洲”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而不再局限于“九州”“夷夏”的偏见之内。他们力主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来交换西洋的火器船械，并把丝茶作为重要的外销商品，与夷商争利，以求富争利来反抗侵略。到1861年前后，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