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原地区，双城体系是在传统城区外加多国集中组成的租界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双城”首先是由一个城市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权分别建立的，即“双城”意味着双政权。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矛盾，必然产生迥异的城市空间。其次，在产生所谓的“双城”格局前，这些城市就有了成熟的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两套城市空间布局在时间上并非并行发展，一套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控制形成的，另一套则是在西方近代规划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最后，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双城，传统城区和殖民城区都是在规划控制下完成的。城市空间的碰撞，事实上是中西方不同营城思想和规划观念的碰撞，更深层次上讲，是意识的碰撞。
——摘自周丽娜、吕海平《近代军港旅顺的城市空间演进1880—1945）
（1）解释中国近代“双城”现象并说明“双城”是如何出现的。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两国宣战的当天，中国政府宣布接收天津和汉口德租界以及天津奥地利租界；中国北洋政府军警进驻天津德、奥租界。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确认中国收回两处德租界……1921年德国政府声明承担《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在华租界条款，中国政府正式将德租界收回……1927年北伐战争，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3月1日，汉口英租界工部局解散，3月15日成立了汉口第三特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年8月31日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改为天津市第四特区。
——摘自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2）结合材料并联系所学，评析“双城”现象的消亡过程。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明末清初相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变化。评析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