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进行了多次集中的探讨和论争,下面为对于中国近代史历史分期的不同观点一览表
时期 | 代表 | 理由 |
鸦片战争 | 蒋廷黻、罗家伦、李秦菜 | 着眼于西方列强侵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明清时期不过是两个朝代的更替,并不能表明中国历史大转变的开始,只有“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出巨大转折” |
明清之际 | 吕思勉、郑鹤声、陈登原 | 着眼于“新航路开辟”“欧人东渐”的时代变革,“欲将中国纳入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进而赋予中国历史以现代性” |
1861年 | 王明前 | 1861年大事较多,如太平天国安庆失守、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
1895年 | 威其章 | 主要突出甲午中日战争的重要作用 |
——摘编自欧阳恩良、肖玉元《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论争评析》等
选择其中一种观点,结合所学的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即可,也可提出新观点,并加以说明)
材料一 在中原地区,双城体系是在传统城区外加多国集中组成的租界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双城”首先是由一个城市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权分别建立的,即“双城”意味着双政权。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矛盾,必然产生迥异的城市空间。其次,在产生所谓的“双城”格局前,这些城市就有了成熟的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两套城市空间布局在时间上并非并行发展,一套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控制形成的,另一套则是在西方近代规划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最后,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双城,传统城区和殖民城区都是在规划控制下完成的。城市空间的碰撞,事实上是中西方不同营城思想和规划观念的碰撞,更深层次上讲,是意识的碰撞。
——摘自周丽娜、吕海平《近代军港旅顺的城市空间演进1880—1945)
(1)解释中国近代“双城”现象并说明“双城”是如何出现的。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两国宣战的当天,中国政府宣布接收天津和汉口德租界以及天津奥地利租界;中国北洋政府军警进驻天津德、奥租界。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确认中国收回两处德租界……1921年德国政府声明承担《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在华租界条款,中国政府正式将德租界收回……1927年北伐战争,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3月1日,汉口英租界工部局解散,3月15日成立了汉口第三特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年8月31日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改为天津市第四特区。
——摘自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2)结合材料并联系所学,评析“双城”现象的消亡过程。
1841年12月,当鸦片战争战事正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当斯发表演说:“一般的看法都以为争执不过为了英国输入几箱鸦片,中国政府因其违法输入而予以查抄,但是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争端中的一个偶然事故,而并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磕头!”这就是西方学界十分流行的“文化价值冲突论”,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主要是中西文化观念不一,中国人不以磕头为耻,但西方人难以接受。
——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亚当斯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
材料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人的威息,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到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力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提炼材料中的观点并进行简要评析。(要求:对材料中的观点可以赞同、反对或另有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A.协定关税权 | B.居住及租地权 |
C.领事裁判权 | D.片面最惠国待遇 |
材料
——摘编自陈争平《不平等条约下近代关税制度的形成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843年前后新旧税率比较”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明末清初相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变化。评析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1842年,给事中董宗远上奏皇帝反对和议,认为屈膝求和,将招致严重后果:“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他指出:“民穷财尽,殆不可支,将何以裕国用厚民生乎?”
问题: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请简要评述材料中董宗远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