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变局”论

最早用“变局”来描述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形热的国人是黄钧宰。1844牛秋，他在《金击 七墨》一书中写道：中国官民“初不知洋人何状革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平西北，环海而至在 南……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1848年秋徐继舍在《瀛环志略》甲指出：“南洋诸岛 国苇杭闽粤，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背变为欧罗巴诸 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据统计，1840—1861 年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只有22 种，而阅读过这些书籍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士大夫的时代觉醒，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变局.当是在1860年以后。就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写道：“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他的著作对当时读书人有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用到“变局”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时代。薛福成 1865年上书曾国藩，说“迄于今日，西洋诸国……并至于中国……以英吉利、俄罗斯、佛兰 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认为中国的内政不修，深闭固拒，墨守旧法亦是无法应对“变局”的重要原因。随着危机不断加深，“变局”论渐成时人共识。

——摘编自张宁等《浅论晚清士大夫的夷洋观和变局观》刘纯《“大变局”下中国近代文化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