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争对谭嗣同来说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更是他个人思想的转折点。他因此对西方文化认识完全改观。……他也不再认为圣人之道是中国独有并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而是承认了西方的伦常也反映了圣人之道。……而1896年成书的《仁学》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谭嗣同强烈的批判思想和抗议精神。

——李玥《从保守到激进——论XX战争后谭嗣同政治思想的转变》

材料二   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指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孙中山《建国方略》

材料三   根据江西的一则新闻报道，“近日发生一种谣言，谓吾国受欧洲奥塞战争之影响，银行团业已停止借款，前借之款亦在索还，吾国金融将来必有恐慌，九江国民银行归于倒闭云云。此种谣言一起，人民不知所措。日昨竟有数十人各持钞票，向九江民国银行纷纷兑换，道路为塞”。

——《欧战影响于各省》，《申报》1914年8月16日

材料四   据史料记载，1912—1919年，全国共设厂472个，资本额高达9478万元，平均每年设厂59个，几年时间民族工业的资本总额就超过过去的50倍。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迅猛发展，1895—1919年，全国共有纱厂18家，平均每年设厂1.1家。1914—1918年间，共设厂50家，平均每年5.5家，设厂数量为过去十几年的2.8倍。面粉厂由1911年的2家增加到1915年的46家。

——高思超《有关中国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分析》

材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