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儒学在中西方社会变革中不断传播又遇到诸多挑战。
分别概括上述材料关于中西方对儒学态度的变化。请选择表中任意一个历史阶段，结合材料与所学，评析中西方对儒学的态度。
材料一 “一切繁礼细故，狠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锉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土人情，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
——樊锥：《开诚篇》（三）（1898年4月）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
材料三 （针对新文化运动）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远比西洋文化来得“高妙”，并且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梁先生的主张简言之就是“回归传统”。随着1929年胡适《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的发表，以及1934年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的刊发，以及随后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面世，西化与回归传统两种观点的交锋进入了高潮。
——孙晓春：《西化与传统：近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反思》
回答：
（1）依据材料概括当时对待东西方文化的主要态度。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争论的特点是什么？
（3）请对上述争论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一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宣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兴起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摘要）
材料二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陈独秀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说明汉代新儒学是如何“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的？
（2）材料一和材料二对儒家学派的认识有何异同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陈独秀的思想观点。
材料 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思潮的推动下，留学美欧的青年学子大多选择学习机械工程、采矿冶炼等专业，走上“科学救国”之路。留美学界先后创立中国科学社（1915）、中国工程学会（1922）等科学学会，创办《科学》期刊，大力倡导科学救国。1915年《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这一看法，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与此同时，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大战显示的巨大破坏力，微博也使得部分国人对西方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国内知识界逐渐形成一个质疑科学功用与价值的“反科学”思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所谓“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复，1918）。对此，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任鸿隽指出，微博在充分享受科学益处的西方，“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畏缩之兆”。1924年《科学》杂志发表社论指出，“科学之为科学，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不因物质文明之有无而增减。……人自无良，何预科学，因噎废食，窃为国人所不取也”。
——摘编自张剑《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初年“科学救国”思潮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救国”的争论进行评述。（要求：提出看法，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 A．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 B．体现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精神 |
| C．试图缓和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 | D．实质是鼓励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 |
材料 1915年9月至1916年1月出刊的《青年杂志》,尽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已有明确的批评,但对于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态度则是相当温和的。陈独秀批评儒家纲常只是强调“三纲”,压抑了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并未从现实政治出发做更尖锐的抨击。然而,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使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也使陈独秀意识到中国思想界正面临着“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孔教、儒家纲常这些传统价值观。
《新青年》为何批判孔子、孔教、儒家纲常?对于这个问题,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有过激烈的论争,大体形成了两派观点。新文化运动的赞成者认为，孔子、孔教、儒家纲常这些传统价值观成为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旗帜和工具;为了保卫辛亥革命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必须从思想上展开批判。批评者则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批判孔子、孔教、儒家纲常,在于追求西化而没有看到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价值;错误地以为只有经过激烈的“反传统”,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扫清障碍。
——摘编自李维武《<新青年>视野中的孔子，孔教与儒家纲常》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中国思想界对《新青年》为何批判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分歧”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表述成文、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这过去造成义和团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第二原因，就是佛教。……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他们眼里，以各国夷人不懂得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善，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鲁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这班理学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是根本解决了。……现在制造义和团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洗灭不可。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
材料二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田是野蛮的排外。……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
义和国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一个新的恰当的时间尺度，对比陈独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并进行评述。（要求：时间尺度明确，观点鲜明，逻辑严密。）
材料：辜鸿铭（1856—1928），祖籍福建厦门，他精通英、法、德等9种语言，他“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独尊孔子，却又放荡不羁，敢讽慈禧“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敢骂袁世凯为“贱种”。时人称他为“怪杰”。北大讲学时，学生印象最深的要算那条拖在他脑后的长辫子了，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辜鸿铭认为，中华民族养成了一种重感情、求忠厚、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是主“王道”的文化。而欧美一味恃强，是主“霸道的文化”，终致“酿成千古未有之战祸，饱受夫创巨痛深之苦。”其解决办法还得仰靠中国文化。他还说：“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正因为中国人讲求精神，所以辜鸿铭认为中国是永不衰老的民族。而欧洲人，由于缺乏精神生活，空虚无聊，经常处于“感情与理智”、“心肠与头脑”的冲突之中。面对严重民族危机，辜鸿铭强调：“所恃以御侮而救亡者，独有以德服人之一理而已”。
——据马克锋《中国近代文化思与辩》等整理
（1）根据材料，概述辜鸿铭的文化观。
（2）结合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简要评析辜鸿铭的文化观。
材料一 一九O六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学……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
——摘自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的变迁》
材料二 我将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于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其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果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
——摘自钱玄同《姚叔节之孔经谈》（1919年2月12日）
问题：
根据材料，评述钱玄同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
材料一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张择端
（1）有学者认为“宋文化明显的具有务实性、普及性等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文学、艺术角度举例说明此观点，并分析宋代具有这些特点的原因。
材料二 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了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献典籍，具有“源流之大备”及“回归”的特质。……清政府在修书的同时，也对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目的的删削与篡改，对图书的禁毁确实是严厉的。
——楼宇烈《中华文明史》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朝文化的时代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三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文字，迟早必废。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
——摘编自陈独秀、钱玄同言论《新青年》（1918年）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钱玄同、陈独秀的共同主张，并简要予以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