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的贵州，就农业经营方式看，仍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形式。农民劳动时间很长，“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不论寒暑，终年在田里干活，劳动强度极大，但生产效率很低。种植作物以粮食为主。为了缴纳苛捐杂税和生活所需，全家在农忙之余，还得辛勤地投入农副业的生产，纺纱织布在农村占很大的比重。乌江和都柳江沿岸、北盘江下游、赤水河和铜仁、都匀等地区都产棉花，妇女皆能纺绩织維。兴义大山，家家织布、染布、卖布。随着洋纱的输入，较多的农家都用旧机织一尺二寸宽面的白布，出售于场期或城镇。
——摘编自胡克敏《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农业》
材料二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逐渐增加，代表商人利益的组织应运而生。1912年，贵阳成立“贵州省城总商会”，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由工商业者中有威望的人担任；会董数人，在各帮各行中物色热心公益者来担任。其任务是帮助统治者派捐筹款，调解各会员间的纠纷与争执，发行钱票等。1930年，总商会改组为“贵阳县商会”，各行的同业公会为商会的基层组织。县商会的任务包括为军阀筹捐派款、评议税收、调解会员的纠纷、向统治者反映商人的诉求等。
——摘编自胡克敏《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商业概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贵州城乡经济发生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贵州城乡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库（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澹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图迟大师在修茸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颜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迨民国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目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衰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奏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迨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厘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盖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典当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典当业为何衰落。
材料一 乡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得到广泛推广。明代名臣大儒王阳明、吕坤等人都对乡约的制度或实践有很大的贡献。王阳明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在辖区内直接推行《南赣乡约》，以明太祖的《太祖六谕》为蓝本，使乡约逐渐成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到清代，顺治皇帝首倡乡约，将《六谕卧碑文》加入乡约宣讲中。雍正皇帝更是亲自制定了《圣谕广训》，作为乡约宣讲的正式文本，通过乡约巩固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强化在基层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赵岩等《（南赣乡约）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建》
材料二 清末民初，宗族组织原则发生了某些变化。1905年，上海王、朱两氏将祠堂族长制改为族会制，“从事家族立宪”。1918年该族增订族会章程，1924年修改，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曹氏宗族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近代化，规定族众有参与宗族事务的重大权力。此外，浙江绍兴阮氏宗族在1923年之前设立该族议事、执行二部，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
——摘编自常建华《中国文化通志·宗祖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到清朝乡约宣讲内容的变化及其作为国家基层治理手段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初宗族管理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