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体育

材料一   军国民体育最初被用于新军的训练，后来在新式学堂和社会推广开来。对坐生进行兵操训练。1904年，《萃断报》提出：“军国民者，以国民而景为军人，有尚武之精神。而有国家之思想者也……掷头颅，流鲜血，以扬祖国之光也。”军国民体育“即通过体育训练国民身体，使之具备尚武精神和军事素养，以求全民皆兵救亡图存。”1905年以后随着军因民体育的渐渐发展。形式多样的学堂之间的会操活动相继在一些新式学堂中开展。庄校际运动会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省市州县开始举办地区性运动会。在体育赛事日益盛行的同时，各地一些商人体育组织相继建立。这些体育组织深受军国民体育思湖的影响，大都以尚武强种为宗旨，以振起国民商武之精神

——摘编自黄炎《清末民初的军国民体育思湖之研究】

材料二   民国初年学校教育继续沿袭了军国民体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军国民主义等同于体育，例如学校“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各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藤元培倡导将军事教育引入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之中，以便让学生和民众受到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摘编自意品《蔡元墙的体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材料一   清乾隆以来，称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陆常关、厘卡为“子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天津条约》之规定，英、法、美等国外商若“已在内陆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有洋货进售内陆，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仍需逢关纳税，遇卡抽金，不堪重负，只得部分地将税金转嫁于蔗农，许多蔗农被迫改种它物。据《东莞县志》（1911）记载，随着洋糖大量倾销，台湾、福建等地“旧日之糖，销路日微……多转由洋糖厂漏煮（精炼加工）”，民间不乏“或有以重金告求外洋糖车（制糖机械）奥妙者”。在此形势下，四川尤内江地区糖业经济却得到巨大发展——1911年，内江本地甘蔗种植面积超耕地面积50%，每年糖产量近万吨，超全国总产量50%。

——摘编整理自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等

材料二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关卡林立，糖税冗杂，无一定规，杂乱难考，多以糖房的牛只数量和产糖量进行双重计税，甚至有预征至1985年，致使内江糖业渐渐没落。1937年川政统一后，内江开展糖税制度改革，撤销了糖税（厘）局，实行糖清、白糖、桔糖改一税制，由营业税局负责核实征收，统一征收糖类专项营业税。1942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设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于内江，糖类统税改为糖类专卖，按糖类收购价格（未核定收购价格前按当地批发价格）的30%征“专卖利益”，内江地区的糖税收入暴发性增长，与自贡制盐业并驾齐驱，内江成为川内重要经济中心，财政影响力甚至超过成都和重庆。1941年内江糖类统税收入不到1000万元，1943年增长到20845万元。

——覃玉荣《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明确规定甘蔗、土糖为国家统一收购物资，一律不许进入利伯维尔场，全部实行统一收购，内江糖业进入“黄金时代”。1991年，内江市恢复征收糖业营业税，鼓励制糖自主经营，与市场接轨。但糖税制度改革忽视了必要流动资金、储存设备和等问题，许多糖厂选择将税负转嫁蔗农，导致蔗区损农坑农现象普遍，甘蔗面积剧减。糖厂进而“难为无米之炊”，最终许多制糖人才出走内江，内江制糖业逐渐衰落沉寂。

——张格《新中国成立后内江糖业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