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提交省府会议决议公布。……经济建设方针凡列十一目，举其尤要者：以民生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即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以求达到民生主义之目的；以临全大会及五中全会宣言为根据，确定经济建设之中心政策，为逐渐“实行统制经济，以调节物资之生产消费”，而树立“施行计划经济之基础”；采取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配合发展之政策；以发展机器工业为主，并扶植手工业之生产，以补机器工业之不足。

——摘自《陈诚回忆录》

材料二：在陈诚主政很短暂的时间里,新湖北建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特别是鄂西建设发展较快较好,为当时后方各省所瞩目。……“政府与人民亦分工合作，人民不能垄断公共事业,政府亦不可侵犯人民应享的权利”分明系统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经济民主的特征。立足抗战现实,新湖北建设从鄂西北着手的务实精神和作风,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务虚”传统的社会更是应该深以为鉴的。由于首先是军人,也由于时代的局限,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缺乏理论性系统性,有些甚或是错误的。……陈诚把经济统制适应范围放大并作为目标模式予以追求而树立所谓“计划经济之基础”,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的。这是陈诚认识上的时代局限,也是政治对于经济的绝对支配与统治的权力政治的魔影在其身上的深刻投影。

——昌文彬《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评介》

材料一   汉民族主义是王夫之思想体系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忠于割据之主是一人之义；忠于天下之主是一时之义；维护民族利益则是古今通义。若一时之义与古今通义相冲突，应抛弃君臣名分，维护本民族利益。

——摘编自陈仁鹏《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近代嬗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蚕食传统文化的阵地。这种文化侵略行为，使向来有着文化优越感的封建士大夫们尤为反感。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迎合了士大夫们的心声，他用维护“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口诛笔伐，以图匡正秩序尊卑。

——摘编自文瑶、潘新辉《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需要一种包含着巨大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它必须既是民族的，以便实现国家的动员与组织，应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又应该是超越民族的、打开世界视野，从世界历史意义来理解中国……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达致普世民族主义的必要精神介质，进一步，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努力与民族救亡嵌合在一起。

——摘编自施展《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