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初，中国的土地和资产掌握在少数地主和资本家手中，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年，以东北地区为主，增加了重工业的投资，抢修和新建铁路、公路，发展邮电通讯和水利事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摘编自史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材料二   随着远东形势的发展以及杜鲁门政府有意将对华贸易管制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援助直接联系在一起，1950年7月10日，英国内阁授权英国贸易委员会停止须发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许可证。从1951年到1952年，内地贸易在香港贸易输出额中的占比从35.96%下降到17.85%。1952年民间自行成立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中国开展贸易。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代办所承担的任务不仅“包括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

——摘编自吴浩、刘艳斐《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1960年到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趋列车。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摘编自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二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表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苏联“8•19”事件后，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点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并相信，苏联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睦邻左好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得到发展。”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论战和对抗，尽管苏联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仍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友好交往，并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依据类似原则，中国也保持和发展了与东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摘编自秦亚青《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