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获知印尼、印度、缅甸等国有意发起亚非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适当的外交渠道支持和促成此事。1955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外交部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该方案对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中可能遇到的各项问题制定了预案。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国代表团在正式议程之外,抓住一切时机在会场之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周恩来利用晚餐等时机和尼赫鲁、吴努、范文同等人会面并进行长时间的会谈。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相互了解和尊重,从陌生和误解走向友好合作。
——摘编自陈长伟、牛大勇《中国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的成功范例——万隆会议再探讨》
材料二 1971年7月15日,美国白宫的一个声明,有如一声霹雳,使日本当局大吃一惊。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访华,舆论界大声疾呼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不要误过最后一班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田中角荣首相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将交涉工作交给大平正芳外相全权处理,同时在党内、政府中排除各种障碍。1972年8月15日,田中角荣首相表示接受周总理的邀请并决定访华。
——摘编自肖向前《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万隆会议的特点,概述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主要成功经验。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并结合所学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
A.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B.反帝反霸的不结盟政策 |
C.“求同存异”的方针 |
D.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