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亚非国家走上了团结、自立、共同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美国的唆使和破坏，一些与会国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攻击和污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企图以此在会内掀起反华逆流，制造猜疑和分裂气氛，进而使会议不欢而散。与此同时，一些主张中立的国家和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在会议上也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争吵，导致会议陷入僵局，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外交家的敏锐眼光和宽阔胸怀，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代表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
——摘编自杨晋辉《论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
材料二 新中国在万隆会议这个多边国际舞台上，牢牢地把握和平外交的话语，充分展现了和平外交的姿态。依托印度和缅甸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国的双重身份，共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外交话语的传播和实践；充分尊重亚非国家要求和平、要求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强烈诉求，积极回应周边国家的期望和关切。由此，新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亚非国家充分展现了敢于承担国际责任和发挥大国作用的国家形象，有力地改变了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妖魔化。通过万隆会议，新中国进一步强化了自己作为亚非国家的身份认同，强调中国作为亚非国家的身份，突出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共同点。
——摘编自张屹峰《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与亚非国家“同”与“异”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万隆会议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
材料一 当获知印尼、印度、缅甸等国有意发起亚非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适当的外交渠道支持和促成此事。1955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外交部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该方案对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中可能遇到的各项问题制定了预案。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国代表团在正式议程之外，抓住一切时机在会场之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周恩来利用晚餐等时机和尼赫鲁、吴努、范文同等人会面并进行长时间的会谈。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相互了解和尊重，从陌生和误解走向友好合作。
——摘编自陈长伟、牛大勇《中国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的成功范例——万隆会议再探讨》
材料二 1971年7月15日，美国白宫的一个声明，有如一声霹雳，使日本当局大吃一惊。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访华，舆论界大声疾呼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不要误过最后一班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田中角荣首相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将交涉工作交给大平正芳外相全权处理，同时在党内、政府中排除各种障碍。1972年8月15日，田中角荣首相表示接受周总理的邀请并决定访华。
——摘编自肖向前《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万隆会议的特点，概述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主要成功经验。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并结合所学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
材料 20世纪50年代，独立的亚非国家已有30多个。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任，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1954年4月，印尼总理首先倡议召开亚非会议。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举行，有2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万隆会议被认为既“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又“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引申和发展为各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会议体现出的求同存异、平等协商、和平共处、谋求合作的“万隆精神"，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据武寅《简明世界历史读本》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亚非万隆会议得以成功召开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通过的意义。
材料一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让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整理自周恩来在某次国际会议上的演说
材料二2013年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强调,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俄要更加紧密地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坚决维护两国共同的战略安全,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013年3月中国经济网报道
（1）材料一反映的是周恩来在哪次国际会议上的演说?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次国际会议对中国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距离遥远，但中非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据中国史书记载，中非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在唐宋以前已经开始。近代以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大多集中在西欧一隅的西方世界。直到20世纪初叶以前，中国与非洲依然还是两个相对陌生的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探寻新的对外交往合作道路，中国与非洲大陆现代外交关系的新时代开启了。194年9月，周恩来总理强调希望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此后，中国开始系列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 1956年5月30日 | 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 1959年10月4日 | 中国与几内亚建立外交关系 |
| 1960年7月5日 | 中国与加纳建立外交关系 |
| 1960年10月25日 | 中国与马里建立外交关系 |
| 20世纪70年代 | 先后有25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
材料二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首次对非洲十国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深入访问。1964年1月，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文府“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一一赞比亚铁路的协定》，正式启动对坦赞铁路援建工作。1975年10月，坦费铁路接轨通车并进行试运营。这一时期，中国还在非洲援建了涉及农业、工业、基础交通本育、教育和卫生等众多领域的20多个项目，可谓举全国之力而为之。
——《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中非关系新起点的是哪一事件？分析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有学者提出，采取“一边倒”是中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寻找能够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伙伴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有些学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以及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必然胜利的思想理论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共的国际政治立场就是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摘自董振瑞《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边倒”的总特征下，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调整，贯穿着独立自主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新中国坚定地实践着“一边倒”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政策使新中国获得发展机会，但也造成外交上的不平衡。这限制了新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开放性和自主性。朝鲜战争结束后，多种因素促成“一边倒”外交战略不断弱化，为新中国执行新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
——摘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1）概括上述两个观点的分歧。你赞同哪一观点并说明理由（也可提出你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说明）。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上的不平衡”的原因。指出为打破这种不平衡，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外交努力。
| A．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 B．反帝反霸的不结盟政策 |
| C．“求同存异”的方针 |
| D．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