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等新项目，都是由省一级通过新设置的“局”来办理的。这类局由清帝授权设立，因为现代技术和业务方式迫使它们接受了一些新的办事准则。但是这些机构还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做法，而且常受其他官僚部门的干预。

——摘编自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材料二   1978年10月9日，在全会召开前夕，交通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批准后，招商局迅速提出了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开发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的计划。1979年7月，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诞生，其成为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被人们誉为“蛇口模式”而载入史册。蛇口工业区的建成和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提供了宝贵经验。

——摘编自樊勇《从档案解读百年招商局》等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一   1965年后，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带动下，大批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至1971年，内地逐渐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化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三线企业多布局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山区，与周围农业社会难以进行有效互动，往往形成“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的分割状况。三线企业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并实行高中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在大量企业内迁及中央投资减少影响下，东部城市工业生产能力受到了削弱，中国的城市化总体上呈现停滞状态。

——摘编自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具体方法上，一是根据原料、市场、技术、信息原则实行“脱险搬迁”，二是对留在原地的企业进行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三线企业多为国防工业中的骨干企业，对企业员工来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七五”至“八五”时期，国家对三线企业减免或退税的总额达30多亿元。从整体经济效益上看，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人民画报》封面发展史

作为中国国家画报的《人民画报》，自1950年7月创刊之日起，其封面完整串起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片段。

材料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画报》封面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