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间，中国知识界就做了相关的报道和研究。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至今已有100多年。这100多年的研究史出现了4个高潮时期。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民生主义来解读“新经济政策”，弥合了双方的理论差异。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响应这一政策，指出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和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借鉴“新经济政策”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刘少奇提出过渡理论，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不要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次高潮在20世纪80年代，以杨承训为代表，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这条主线，分析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多种分配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引进外国资本、改善上层建筑等一系列问题。第四次高潮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很多学者从现代化、俄国历史整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角度来研究，视野更加宏大。

——摘编自《苏俄“新经济政策”中国研究史》

——崔孝松《当代文物的价值探究——以深圳博物馆藏1987年深圳土地拍卖槌为例》

材料   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以农民媒介形象为窗口，一窥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给农民带来的重大影响。以下是摘自《人民日报》（1978—2002年）的几个农民媒介形象。

形象一劳动致富：响应号召的致富引领者

1984年开设专栏讨论“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农民”，塑造了“在县委书记三次到家撑腰壮胆后，打消顾虑大力开展家庭副业”；“坚信富民政策，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并获得财富”等典型先富农民形象。

1984年3月8日对专业户“番茄大王”张文康的报道，主体内容如下：三中全会后，他分得二亩三分七厘旱地，于是就在自己的土地上试验起番茄种植。他的想法是：“要想富，政策加技术，如今党的政策允许我们农民富起来，但没有科学技术也富不起来呀。”经过艰辛的试验，他取得了成功，在他的带动下，他周围许多农民也逐渐富裕起来。

形象二积极求变：财富积累下的思想解放者

1988年10月5日《遵化农村自治组织发挥积极作用》报道了河北省遵化县农村自治组织蓬勃发展，普遍建立起“民主议事会”“村民代表议事会”等农村民主自治组织，并制定了相应的章程、公约和活动办法。

1991年12月13日的报道《农民怎样花钱——太行山里话市场（中）》提到：“获鹿县铜冶镇南铜冶村去年人均收入1200多元，是一个富裕村，农民多数盖起了漂亮的二层小楼。这里的农民对工业品下乡的要求是要名牌，质量好。真是财大气粗。”

形象三进城求富：异地谋生的艰难生存者

2002年1月21日以“为农民工讨回工资”为主题开展了一期专题报道，塑造了这一时期极为典型的农民工追薪形象：“农民工辛勤劳作却被欠薪，政府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开展工作进行解决，最终为农民工讨回工资，农民工喜笑颜开。”

材料   2008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组织本校学生返乡开展了主题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变迁”的专项调查活动。本次活动共调研了180个村，访谈了100多位村民，这些村民的年龄集中在50-70岁之间，长期生活在农村，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甚至有些还担任过村干部。调查结束后，收到了有效调研问卷100多份。2010年，本次活动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在报告中，作者将“过去30年里，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整理成了下面表。

——据于乐荣左停《1978~2008年：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变迁——项来自中国150个村的调查报告》

材料

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通过决议，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五一”劳动节。表5体现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一”劳动节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