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南浔在南宋时立为镇，到清朝乾隆时已是"烟火万家，商贾云集"的巨镇，有诗云"南浔贾客舟中市，西寨人家水上耕"。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全国。吴江的屯村镇自明代以来即为冶铁业发达的市镇，嘉靖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产品有农器、厨器还有兵器等。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例如苏州元和县的唯亭镇离城三十里，地处娄江上，为太仓、昆山、松江、崇明必经之要道。自明季以后至清道光年间，"人烟稠密，比屋万家"，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工商业巨镇。一些富商巨贾在经营得利后大购土地，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市镇的发展。如乾隆年间歙人程永洪，"善于商贾，贸易豫章数十年。又建业于浙江兰溪，置田产，家道日渐蒸蒸";道光年间祁门人倪炳经，"少承父业，窑栈云连，畎亩鳞接"。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江苏太仓所处的苏州地区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当地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采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乡镇企业为龙头的农村工业化、就地城镇化的道路，即"苏南模式"。1996年，太仓的乡镇企业开始改革，打破了"集体经营""行政推动"等传统框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混合型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目前已形成集体企业（主要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个体企业"三足鼎立"之势。乡镇企业转制后所有制结构调整基本到位，促进了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带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从原来主要接受上海在人才、技术方面的辐射，到现在接受的辐射无论是地域、范畴还是程度，均有了更大的拓展和提高。为了解决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现状，太仓市在积极建设开发区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在小城镇开辟一批工业小区，搞好配套基础性设施建设。至2006年底，全市拥有私营企业6267家、个体工商户20873户，太仓市私营个体经济已发展成为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
——摘编自孟秀红《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一时期江南繁荣的市镇工商业未能推动社会转型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苏南乡镇经济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本土货币已深渐向其他区域流通，如以赵国为代表的布币使用区域、以楚国为代表的传统蚁鼻钱使用区域，均出现了齐国刀币的大量流通。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秦国铸造了不同于中原各国货币形态的圜钱后，东方各国相继出现仿铸现象。魏国迁都大梁后，为了适应与楚国部分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需要，也铸造了以楚国寽为单位的布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摘编自王晓博《从货币角度看战国时期商品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材料三 在中国经济沿着市场经济轨道逐渐推进的过程中，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全面铺开，并在1992年之后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零售商业经营比重中，国有商业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而私营和个体商业却上升了28.7个百分点，但在批发商业中，国有商业和集体商业从业人员仍占绝对优势，比如在全国36万个批发商业机构和755.3万从业人员中，国有商业分别占45.3%和65.9%，私营和个体商业仅占9.2%和1.2%。此外，1993年，农产品专卖中，仅涉及烟叶、定购的棉花和一小部分粮食，工业品出厂价格由国家定价的商品所占比重不到1/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国家调拨价比重也下降到了28%。
——摘编自吴硕《向市场经济推进中的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时期货币发展对商品经济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80代至9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特点，并谈谈三则材料带给你怎样的启示。
材料一 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五口通商，买办兴起，外国商人在广州投资开设洋商行，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在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出入口商品品种不再受禁令限制，广州港进口商品分为洋货进口和国内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进口商品有鸦片、洋布、洋棉等机器生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近代以来，广州贸易额仍在缓慢增长，但已经被上海反超，其占全国贸易额比重逐年减少。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材料二 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此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在广州各举行一届中国出商品交易会。1999年春第85届广交会，有4家民营企业首次参加，2005年秋第98届有4619家民营企业参展，所占比例达到36.5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广交会第一火参展主体。早期广交会主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增加了进口展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口产品逐步过渡到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品牌化，还举办网上交易会。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有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报名参会，全球4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来说，广交会不仅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更是与来自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进行交易的平台。
——摘编自胡光霁《1956—1965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若干问题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对外贸易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并简析其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说明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