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2018年中国粮食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材料二   1949年国家粮食管理局成立，加强了对粮食的管控。1953年为配合工业化之需求，实行粮食等产品统购统销，进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1958-1962年，国家对统购统销制度进行改进，普遍实行定量配给制，以粮油票来供应粮油。“文革”时期，粮食供应问题再度恶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开始逐渐恢复粮食贸易市场，实行多渠道的粮食经营策略，粮食产量回升，但财政补贴日益加重。1993年起，粮票制度被废除，全国的粮食统销制度被取消，并且逐步开放粮价。我国加入WTO后，使得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摘编自何思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变迁研究》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材料一   罗斯福上台时，美国金融系统已几乎完全瘫痪。1933年3月6日，罗斯福援引“对敌通商法”，宣布银行休假四天，并禁止支付和出口黄金。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该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1932年美国政府创办的金融机构）购买银行偏好的股票，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借款给非联储成员银行的州属银行。6月，《1933年银行法》签署，它加强了联邦储备局对其成员的监控力度；授权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使其能够为成员银行制订最高利率。1934年，又通过《证券交易所法》，明确了政府对交易所的管制，防止弄虚作假。

——摘编自李世安《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金融改革及影响》

材料二   改革前中国金融体制表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金融体制。1979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建立或恢复。四大银行各司其职，初步形成了一个专业银行体系。此后，国家先后又制定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和《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制法规。这些金融法规的制定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保证，使得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对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林毅夫等《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