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主体不仅涉及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还包括右翼政党等其他类型政党。在新型党际关系下，政党之间的交往不仅涉及政治议题，还聚焦经济、贸易、文化、社会、党建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转型，其政党外交的形式也日趋多样。政党对外交往的出访人员不仅包括外交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增加了政党高层官员，形成了高层密切交往、多层级参与的政党外交方式。中国共产党已与多个国家的多个政党形成了定期互访机制，定期举办双边或多边理论研讨会、商贸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的对外宣介力度进一步加大，宣传治国理政经验，与其他政党交流互鉴，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
——据臧秀玲《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外交的转型与经验》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更多地表现出中国式的“积极主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对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进行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布局”来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外交目标上，更注重“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外交策略上，更强调“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外交价值立场上，更明确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据刘骞《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意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外交新思路。
材料一 在宋徽宗时期，为了聚敛财富，强行扩大交子的发行区域。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在京西路使用交子。第二年又推广到除闽、浙、湖广、开封以外的其他各路，并把“交子”改为钱引。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是失败，由于发行困难，不久便被废除了，又恢复到只有四川流通纸币的状态中。由于宋徽宗时期，在四川更加肆无忌惮地滥发纸币而不再有准备金，因此造成了纸币的贬值，一贯贬到十几文或十文。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
材料二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徽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竟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
——贾大权《官交子在我国纸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三 嘉靖时期的吏部左侍郎靳学颜认为白银“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其与铜钱、海肥(一种贝壳，在云南被用作货币)用于流通计价的功能并无明显区别。顾炎武分析了流通货币从铜钱经纸钞最后演变为白银的动态过程，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铜)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纸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
——摘编自徐永辰《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交子在徽宗时期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靳学颜、顾炎武对明代货币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有两项任务： 一是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二是与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随后，中苏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强大助力。
——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摘编自左凤荣《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斯大—苏联模式的否定》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析。
(2)据材料二，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选择任一理论或实践实例来评析材料中梁漱溟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A．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法治化 | B．属于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 |
| C．为中国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 D．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
材料 随着唐朝的发展，由少数民族将士组成的“蕃兵”“蕃将”，成为唐朝开边拓土的重要力量，高丽人高仙芝出身于将门之家，唐玄宗开元后期出任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天宝六年（747），高仙芝率一万骑兵，历经艰难险阻，长途奔袭阻断西域商路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境内），俘其国王，经此一役，“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天宝八年（749），高仙芝以石国（依附于唐朝的西域小国）不守番薯之礼为由，率军征讨，大肆杀掠，掠得大量金银珠宝，皆入其家。石国王子召引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进攻唐安西四镇，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战于暹罗西域（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唐军大败，自此，唐朝在西北疆域的扩展受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高仙芝成为唐朝名将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高仙芝的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