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夏本纪》写道：“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董作宾认为，殷墟卜辞中的侯、伯、子、男诸称谓在殷商时期皆可为诸侯的爵称，商代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分封制度，这与西周推行的分封制度是相同的。

材料二   作为周室屏藩的诸侯，是经过周天子的册封而后成立的。分封制度下的诸侯国是一种通过人为的途径组织起来的兼具邦国规模与周朝地方组织双重性质的共同体，不同于过去那种由古代氏族部落各自分蘖繁衍而形成的族邦组织。那些在夏商时期构成当时“天下万邦”政治格局的所谓“邦”、所谓“国”，都不是夏商王朝人为分封的结果，而是早已存立于世的地方组织。

——摘编自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材料三   汉唐地方层级都发生过从二级向三级的转换，二级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央直接管理地区过多，负担较重，于是增设州等层级，协助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管理。但增设的层级，往往容易变成实际的一级行政区，引发割据问题。

宋代的统治者发展了“虚三级”的体制，即路、州、县三级。路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长官，与州牧、藩镇节度使不同，路一级由帅、漕、宪、仓四司共同构成，地方事务一分为四；在州之上，不存在单一的行政区划，比如这个州的帅司、漕司、宪司是属于某一路的，而它的仓司属于另一路，这虽然容易造成管理的复杂和混乱，但是不容易导致地方长官权力过于集中；州可以不通过路直接向中央奏事。宋代地方制度的设计，体现了“防弊”与“分权”的原则，使宋代的地方政府虽是三级制，但没有造成东汉末、唐后期地方割据的情况。

——摘编自叶炜《中国古代史十四讲》

材料   在宋朝行政体制中，向有“州郡为本，县为末”的理念。北宋徽宗以后，县赋税负担沉重，士人多不愿出任县令之职。南宋与金对峙过程中，众将领兼领地方诸路财权，分割朝廷在地方的财利，逐渐形成地方财政分权的严峻局面。南宋绍兴六年（1136），宋高宗下诏选浙西十四县、浙东九县、江东八县、江西四县、福建四县和湖南一县，合称“四十大邑”。四十大邑的知县多由政事堂直接任命，并给予其州通判的待遇。以此为契机，政府明文规定“不任县令不除（担任）监察御史”“初改（提升）官人必作令（县令），谓之须入”，并禁止在县一级增税。此后，县级行政逐步作为南宋官僚群体施展抱负的晋阶之地。秦汉以来以郡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状况逐渐改变。

——据吴业国《南宋“四十大邑”考论》